宏观政策与金融体系对策——被隔断了的讨论（二）

　　克鲁格曼教授（Paul Krugman）的论点可以概括如下：如果金融体系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就会缩减。如果金融体系的健全化是经济复苏的动力，那么随着设备投资增加，就应该带来经济复苏。但是，日本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设备投资并没有增加，而是出口增加带来了经济复苏。因此，日本的经济复苏并不是由于金融体系的健全化带来的。

　　克鲁格曼教授的论述，可以说在两个意义上提示了当今标准的经济学所包含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考察宏观经济复苏的讨论与金融体系健全化的讨论，基本上被认为是不同的问题，不承认这两个讨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联系。只能说些与新闻工作者或评论家凭感觉说“两者都很重要”相同程度的话。

　　另一个问题也可以视为发生这种讨论被隔断的重要原因，就是作为金融体系的功能，资金的结算和支付这一中介功能在宏观经济学中没有被视为重要的论点。在克鲁格曼教授对金融体系的印象里，似乎（与教科书上说的宏观模式相同）只是把实物性的投资财物提供给企业的体系，而不是作为交换媒介来提供结算功能的体系。正是由于在他的头脑里存在这种印象，所以形成了金融体系的功能不全仅仅会引起投资缩减这一固定观念。

　　但是，金融体系进行中介的资金结算，不仅与投资，而且与经济活动的各种局面相关。特别是在日常，企业运转资金的结算占据了金融体系资金流量的很大部分。

　　根据最近的研究可以知道，当运转资金（由于金融机构的不健全性和担保资产的价格暴跌等）受到制约时，在宏观数据上，可以观察到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准确地说，当企业部门依靠借款购买中间投入的物资，或依靠企业之间的信用时，一旦资金制约变得严峻，全要素生产率看起来就会下降。

　　如果是不良债权问题等制约了企业的运转资金，那么日本经济整体的生产率看起来就会下降（或者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因此，一旦金融体系健全化，就会观察到生产率上升的效果（通过运转资金的制约得到缓解）。由此看来，“金融体系的健全化应表现为设备投资增加”这一克鲁格曼教授的理论前提不能成立。从日本的宏观数据来看可以知道，泡沫破灭后经济变化的最大因素是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90年代以后日本长期衰退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而2000年以后从衰退转为复苏，也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上升的结果，这种说法大致没错。

　　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90年代停滞，2000年以后又上升了呢？虽然其原因不清楚，但如前所述，如果考虑到主要是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性制约了企业的运转资金，那么由于不良债权问题变得严重而导致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决定了生产率的变化，并决定了宏观经济动向这一假说就应该可以成立。而且这个假说与日本的宏观数据（在经济复苏时期设备投资没有增加，而且经济动向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所支配）可以共立并存，用克鲁格曼教授所阐述的简单的逻辑是无法否定的。

　　总之，克鲁格曼教授的论述及其所代表的欧美标准经济学的问题就在于，宏观上的经济复苏的讨论与不良资产处理问题（即稳定金融体系的讨论）没有放在统一框架中进行讨论。我认为其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没有把金融体系所具有的结算和支付的中介这一功能作为本质上的功能来加以考虑。

　　其结果，在当今的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中，连金融体系的存在都被省略。从事宏观经济分析的人谁都知道（反过来说，对宏观经济学不了解的人恐怕会感到震惊），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式中，有家庭经济、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出现，却没有金融（银行）部门作为基本结构的要素出现。家庭经济向企业提供劳动力和储蓄，又从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使用来自家庭经济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使用来自家庭经济的储蓄进行投资，而金融部门则发挥把家庭经济的储蓄与企业投资相连接的管道作用，这就是宏观经济模式的基本结构。反过来说，金融体系最多只不过是管道，没有设想其存在会作为主体左右经济动向。如果因为金融体系而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仅仅是由于管道堵塞导致资金流停滞，企业投资减少。而且，所谓在金融体系这一管道中流动的资金，给人的印象只是形成资本设备的材料，即“投资财物”，而不是作为交换媒介（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货币”。这样看来可以得知，本文开头所阐述的克鲁格曼教授的论点，是忠实于这种宏观经济模式的基本结构的思考方法。

　　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现实面前，我们必须思考，在这个基本结构中存在着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