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克鲁格曼教授的争论
作为交换媒介或支付手段的货币功能，除了现金从一个人手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之外，都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实现。如果要构思重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作用的经济模型，金融机构的存在将会成为最核心的要素。然而，在现今关于宏观经济学的讨论中，与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被轻视一样，金融体系（全体金融机构）也被作为次要的因素受到有限的对待。具有象征性的小插曲是围绕笔者在网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引起的与保罗·克鲁格曼教授（Paul Krugman，普林斯顿大学）的争论。
争论源于笔者将发表在《周刊文春》的下述主旨的专栏文章翻译成英文，于4月1日刊登在VOXEU（欧美经济学家就时事性问题等发表专栏文章或介绍研究情况的因特网站）上。
“去年秋季以来，欧美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过度依赖于对‘财政动员可以带来经济复苏’的期望。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20年的经验来看，仅靠财政动员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总需求，即使可以争取时间，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恢复稳定增长，即使在政治上会遇到困难，也必须及早从根本上处理不良资产。对财政动员等宏观政策寄予过度期待的欧美各国，正在重走90年代日本回避正视不良债权处理的老路。”
对于笔者的这篇专栏文章，去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是著名专栏作家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发表了评论。他在《纽约时报》电子版上开设的博客中一边表示“自己与小林的见解基本上持有同感”，一边阐述了下述主旨的反驳。
很难设想，日本之所以从泡沫经济破灭中逃脱出来，是因为银行改革（也就是不良债权处理）。从宏观数据来看，日本从2003年到2007年经历了经济发展时期，其原因是出口的增加。从数据中找不到银行对经济状况产生了影响的证据（也许克鲁格曼教授设想的是由于银行信用升高使设备投资得到增加的现象）。结果是，不良债权处理与日本经济复苏没有关系。
对于克鲁格曼教授的这一评论，笔者发表专栏文章进行了反驳（把在《朝日新闻》上用日文发表的专栏文章翻译成英文）。
出口之所以能够增加，是因为日本的不良债权处理有了头绪，曾经在整个经济领域蔓延的对金融体系的不信任感（这可以说正是对资金结算的不信任，担心不履行支付，是对提供交换媒介这一意义上的金融中介功能的不信任）减弱了。美国和中国高速增长这一外部环境，在90年代后半期和2000年代前半期都出现过，所以问题在于，日本为什么90年代后半期出口没有增加，进入2000年代以后却增加了。这里有汇率问题和亚洲分工结构的进展程度不同等各种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认为，金融体系的状况不同（90年代由于不良债权问题，不信任普遍蔓延。与此相反，2000年代这种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除）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这一主旨的专栏文章于4月27日在VOXEU上登出的当天，《纽约时报》的博客上就刊登出了克鲁格曼教授的回应。
经济复苏的动力是不良债权处理还是出口？
如果银行的信用得到提高，并成为经济复苏的动力，那么企业的设备投资就应该增加。但是在日本的经济复苏期间并没有出现这种趋向。克鲁格曼以这种主张得出结论认为，通过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体系健全化与经济复苏没有关系。克鲁格曼教授指出，不仅限于日本，在古今东西的金融危机事例中，成为经济复苏动力的都是（典型的是货币下跌带来的）出口增加。此次全球危机的难点是整个地球都陷入危机时，无法按照定义靠增加（从地球向外星的）出口实现经济复苏，因此迄今为止，摆脱金融危机的公式不能成立（克鲁格曼教授幽默地写道：“我们只能向火星出口”）。
笔者没有用英语做进一步的反驳，但是对克鲁格曼教授的看法感到有难以苟同的地方。首先，克鲁格曼教授把“金融体系的健全化应带动设备投资增加”作为前提，但我认为这是片面理解金融体系的功能的看法。这种看法的前提在于，如果金融机构变得不健全，由于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向企业提供的资金（过度）收缩，抑制了投资，使经济恶化。但是，如果对支付中介（即金融体系具有的资金结算这一主要功能）的不安和不信任高涨时，并非只有提供资金的一方收缩。即使金融机构想贷款，借款一方也有可能由于不安和不信任而抑制借款。而且以金融体系为中介进行支付的企业行为，并非只限于设备投资。支付工资、支付采购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费用等，不仅投资，而且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环节都与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支付有关。克鲁格曼的论述对这种广泛的支付行为受到阻碍的效果似乎没有充分考虑。
（未完待续）
原载于2009年8月24日《周刊金融财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