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财政政策——被隐蔽的论点

　　在考虑金融危机的对策时，主张财政政策无效的李嘉图等价定理虽然作为道理是强有力的，但是感到与现实世界的实际感觉不相符的人应该很多。李嘉图的等价定理的主张是，即使政府采取财政动员向国民发钱，但由于预料到将来会增税的国民把钱存起来以防备增税，结果无论消费还是投资都不增加。

　　（经济学家以外的）政治家等很多人都认为，实际上，只要现金拿到手，国民就应该想花钱。这并不是因为人是不合理的，而是必须在经济学上能解释得通。然而旧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通过财政政策国民收入增加，因而支出也增加）被李嘉图的等价定理推翻了。定理认为，如果人基本上能够合理地预见未来，财政动员基本上就不会产生效果。新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学派）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一主张。

　　然而，虽然凯恩斯自己当时可能考虑到了，但在后来被简化的凯恩斯经济学ILM模型中，存在着被忘却了的问题。那就是下面将论述的“流动性制约”问题。一般认为，在现实世界，财政之所以能够刺激消费和投资，大概是因为财政动员可以缓和流动性制约。

　　所谓“流动性制约”，是指由于众多的家庭和企业手头持有的支付手段（现金或具有充分的可兑换性的金融资产等）的数量不足，支出受到限制。家庭和企业由于某些原因处于难以借钱的状况时，如果手头没有现金（或类似现金的支付手段），家庭和企业就无法购买商品和服务，结果即不能消费也不能投资。这时，如果政府拿出现金作为补助金，向家庭发放，或让企业承包公共事业项目，支付现金，那么家庭和企业手头的现金就会增加，就可以增加支出。这样，财政动员（通过增加家庭和企业手头的现金）就可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活动的水平。就是说，财政政策通过缓和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制约来扩大需求。通过财政政策缓和流动性制约的机制与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并不矛盾。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在家庭和企业没有受到“流动性制约”的状况下才成立。也就是说，家庭和企业在自己将来的收入范围内，可以无需担保，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借钱的情况下，李嘉图的等价定理才成立，财政政策才不产生效果（顺便说一下，在这里是以日本和美国为研究对象，所以对大国的封闭经济模型进行考察。但如果是小国的封闭经济，即使不假设李嘉图的等价定理，由于蒙代尔—弗莱明效果（Mundell—Fleming Model），财政政策也成为无效，这是广为人知的）。不过，一旦存在“流动性制约”，家庭和企业即使在自己一生收入的范围内也借不到钱，所以在当前，即使想增加消费和投资也无法增加。因此，如果通过财政政策使流动性制约得到缓和，迄今被制约在不合理水平的消费和投资就会增加，经济活动将得到提高。

　　再稍微换句话说，即使政府通过财政动员向国民发放补助金，从企业购买商品货物，但国民的一生收入并不增加。这是因为，即使政府在当前向国民支付一定钱款，使国民收入增加，但可以预见，将来会增加相同金额的税收，减少相同金额的国民收入（这就是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因此，“一旦实行财政动员，国民就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的一生收入增加了，于是就增加支出”这一旧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不过，财政动员虽然不增加国民的一生收入，但增加国民手头的现金。虽然一生的收入没有变化，但如果当前手头的现金增加了，（当受到由于现金不足而无法消费和投资这一流动性制约时，）国民就会增加支出。

　　财政政策不是增加收入，而是增加手头的流动现金。两者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财政动员可以缓和流动性制约这一论点），但不知为什么，在经济学的历史中，并没有被承认为支撑宏观经济学架构的基本支柱。

　　与此相反，在凯恩斯经济学的ILM分析中，财政动员的效果具有提高收入的效果，而中央银行实施的金融政策才发挥对货币的作用（通过使支付手段在整个经济中流通来缓和流动性制约等）这一认识成为定论。可以认为，这个固定观念使经济学家的意识远离“财政政策的真正效用实际上是提供支付手段（货币）”这一思考方法。可以说，现在的宏观经济理论几乎不把财政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是有道理的。

　　此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的可能正是这种宏观经济学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从现实的金融危机的经验来说，至少在危机的紧急时刻，财政动员显然是必要的政策措施。现在的宏观经济学不能在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中对这种必要性进行解释，可能存在着某种理论缺陷。而这种理论缺陷的原因就在于，宏观经济学以往没有把作为支付手段（或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作用视为核心论点。此次金融危机正在向我们做出这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