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经济政策预计将沿着"新三支箭"的理念推进。为此，GDP达到600万亿日元和（希望）出生率回升至1.8成为重要的数值目标。最近，对于日本总人口减少的问题，有不少讨论着眼于大城市出生率低，地方出生率高的现象，提出把向地方分散人口作为阻止人口减少的手段。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否导致出生率下降？
通过向地方分散人口来提高出生率的主张，其根据是在人口密度与出生率之间观察到了负相关关系。使用1960年–2010年每5年统计1次的都道府县数据，用人口密度和年时序来解释的横截面回归分析法（OLS），对各都道府县的总生育率（TFR：total fertility rate，女性一生生育平均数）进行分析的结果，发现了人口密度越高出生率越低的相关关系（参见表1A-（1））。不过，这种相关关系也许是起因于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等各种地区特性的外在现象，因此推算了考虑到都道府县固有的各种因素的固定效果（FE），结果仍然观察到了人口密度越高出生率越低的负相关关系（参见表1A-（2））。
但是，对日本出生率下降变得严重的1990年以后的20年间进行了同样推算的结果，虽然在横截面分析中仍然出现了非偶然性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在考虑到都道府县固有特性的FE推算中，发现人口密度的系数从负号转变为正号（参见表1B-(2)。也就是说，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出现了某县的人口密度越高（或越低）TFR也越高（或越低）的相关关系。
| 推算期间 | (1) OLS | (2) FE |
|---|---|---|
| A. 1960-2010 | -0.0501*** (0.0064) | -0.1623*** (0.0414) |
| B. 1990-2010 | -0.0663*** (0.0076) | 0.2483** (0.1032) |
| （注）利用每5年1次的都道府县跟踪数据进行了OLS（最小2次方）和FE（固定效果）推算。因变量为TFR，自变量为人口密度（对数）及年时序虚拟变量。括弧内是标准误差。***表示在1%水平、**表示在5%水平具有统计意义。 | ||
笔者并不打算把这个算数推算结果解释为人口越集中于大城市出生率就越高。产业结构、自营业比例、3代人同居或近距居住等随着时序变化的各种因素会产生影响，而且在统计数据中，也不能排除由于人们的地理移动带来分析偏差的可能性。但是这个结果显示出，在出生率地区差异的背后存在着人口聚集之外的各种因素，至少说明根据横截面分析的算数相关关系在政策上做出重要判断具有危险性。
人口分布与日本整体TFR的定量性关系
关于出生率的决定因素，有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的研究（Feyrer et al.，2008）根据代表性的调查论文考察了城市化等地理原因的影响，发现人口密度和住房价格与出生率的时序变化或国家不同没有关系；但有的研究结果（Guinnane）发现，城市化带来的住房价格变化与出生率有关。遗憾的是，现在还很难说找到了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
不过关于日本的情况，如果仔细考察都道府县的各年度数据，就可以发现，无论哪个都道府县，长期时序TFR下降的趋势是近年来出生率低的最主要因素，向城市集中虽然产生了影响，但在定量上非常有限。例如，即使假设2010年的都道府县人口结构比与TFR超过2的1970年（TFR2.13）相同，简单计算的结果，2010年的TFR也只有1.40，与实际数值的1.39几乎没有区别。都道府县之间的人口结构变化（再分配效果）对日本整体TFR下降（1970–2010年期间下降了0.74）的贡献度只有–0.01%（贡献率约为2%），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全国相同的出生率下降趋势（内部效果）（参看表2）。
| TFR下降 | 再分配效果 | 内部效果 | |
|---|---|---|---|
| 1970～2010 | ▲0.74 | ▲0.01 | ▲0.73 |
| 1990～2010 | ▲0.15 | ▲0.01 | ▲0.14 |
| （注）再分配效果为假定都道府县人口比例与财会年相同时2010年的TFR与实际数值的差异。内部效果为各都道府县出生率下降的贡献度。 | |||
反过来说，即使人口从以东京为首的大城市向地方分散，返回到1970年前后的人口分布，也只把TFR提高了0.01%左右。如果想制定有效的政策，把日本整体的出生率提高到1.8左右，就必须寻找贡献率占90%以上的各地区共同的时序性原因，并对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
兼顾提高生产率的综合政策
扩大具有城市型产业性质的服务产业的份额，转变产业结构与人口地理分布有密切关系。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东京圈内人口向东京市的集中越来越显著，这与服务产业扩大加速的时期相重合。服务经济化使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城市化又产生了多样化的服务，形成双向关系。
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特征的服务产业生产率与人口密度密切关联，与制造业相比，越是大城市生产率就越高的倾向非常显著（森川，2014）。而且在担负着日本经济未来的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产业，选址地点的就业密度程度可以左右生产率（森川，2015）。因此，在日本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是提高服务产业的生产率，对此，经济向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集聚是有益的。
如前所述，人口集聚对出生率是否存在负因果关系还无法确定，假如存在这种关系，那么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增长战略就与提高出生率处于二律背反关系。这时，针对多个不同政策目标分配多个不同政策手段才是符合"政策分配原则"的措施。也就是说，在通过人口集聚来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对于恢复出生率的目标，不应使用地方分散的间接手段，而应把重点放在人口集聚地，实施对出生率产生直接效果的可能性较高的公共政策（完善托儿所、充实公立学校教育、改善通勤基础设施等），才是正确的综合政策。关于兼顾女性就业和育儿也可以做出同样的结论（森川，2016）。
最近公布的"1亿人口总动员社会紧急对策"，对如何提高出生率提出了稳定年轻人就业、充实托儿服务、完善3代人同居或近距居住的环境、充实奖学金等政策，可以评价为总体方向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