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支箭”打包政策的期待与风险

后藤康雄
高级研究员(兼任)
三菱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主任经济分析师

“作为“背水一战”的政策转向”

  新政权提出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也就是所说的“安倍经济政策”初显成效。外汇、股票两大市场反应很大,日元走低,股票走高,光看这些,已经能让人期待出口企业的收入改善及家庭收支等资产效果的景气好转。可以说,由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动员及增长战略组成的“三支箭”政策已取得了意外的成就。

  从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经济政策的趋势来看,本次备受期待的打包政策意味深长。因“失去的90年代”而变得无奈的日本,因对小泉政权时期的“小泉改革(2001年-2006年)”及民主党政权实现的“政权交替(2009年-2012年)”带来的政策方向的大转变抱有期待,而使这些政策实施至今。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国民来说,至少作为景气回升、摆脱通货紧缩等政策并没有达到期待的效果。因此人们对这次“安倍经济政策”表现出极大的期待,可以说正是之前对这些期待落空所产生的反作用。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90年代以后,有许多政权提出了各种恢复经济的对策,而此次措施作为大规模的政策转向,正可谓“事不过三”。在这之前,财政状况毫无改观,一直走向恶化,一般给人的感觉是当前的政策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阶段,由此看来,安倍经济政策可谓是“背水一战”。

  因此可以说,服务领域已成为讨论日本经济·产业乃至社会体系的焦点之一。

  服务领域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在另一方面,服务产业未必得到正确理解的地方也不少。“真的?是这样?”“实际上是这么回事”这类对话会有很多,在这里,笔者想介绍几个这种“实际上是这样”的事例。

提高人们对经济政策期待的重要性

  一说到服务产业,给人印象似乎附加价值率很低。这种印象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或生活方面的服务业来说有其正确的一面(而且也确实存在政策上的课题),但是从服务业整体来说却未必正确。实际上,服务产业的附加值率普遍较高。

  根据《2012年经济统计调查》(总务省暨即经济产业省),日本企业的“附加价值率”(附加值占销售额的比例)为18.6%,如果按产业分别类来看,最高的是“教育学习产业”的46.9%,第二位是“宾馆餐饮服务业”的37.8%,进而是服务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专业技术服务业”为35.0%,占第四位,“服务业(没有单独分类的服务业)”为33.0%,占第五位,“综合服务业”为30.4%,占第六位,如此等等,高附加价值率的产业很多。

  不过,第十四位的“生活方面的服务业和娱乐业”(17.0%)、第十七位(最低位)的“批发和零售业”(10.6%)这种B to C(Business to Consumer:企业对消费者)形式的容易进入人们视线的产业附加价值率较低。

  另一方面,“制造业”为15.6%,占第十五位,低于全部产业平均附加价值率。

  人们也许会对服务产业附加价值率普遍较高感到意外,但是如果思考一下附加价值率=(营业利润+劳务费)╱销售额,就可以理解这一结果。当然,生产率(=产出╱投入)与附加价值率是不同的概念,在讨论附加价值率时,人创造出的附加价值被视为劳务费,因此,依赖于人的能力的性质较强的服务产业附加价值率也高,并不出人意料。

“巨大的赌注”

  提高人们对经济政策期待的序幕看来已经顺利拉开。但是展望今后,此次打包政策仍面临着与历代政权实施的经济对策不尽相同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既可从短期(5年左右)的观点来看,也可从长期(10年单位)的观点来看。短期的问题是指,如果政策就这样顺利实施,一旦经济的“晴雨表”物价真正上升时,该如何对应。特别令许多专家担心的是,长期利率在开始上升的阶段如果政策运作出错,因财政赤字逐年递增(以及这种担心),有急速导致财政不稳定的风险。现在看似配合很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扩张,可能会突然变脸,成为导致长期利率暴涨的因素。

  进而从长期来看也存在着问题。如果这次大胆的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或者导致上述不良事态发生时,会面临今后的政策该如何制定的课题。日本虽然已经打出了“无禁区的结构改革”及“战后政治大扫除”的口号,但是依然不能摆脱经济低迷的窘境,这次则寄希望于被称之为烈性药的打包政策的经济运作。如果这次政策实施不顺利,则很难想象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像这样在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此次打包政策包含着许多巨大的“赌注”因素。

  笔者并非主张此次政策有问题,所以应当弃之不用,而是认为对这样来之不易的政策,应集中智慧把它引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因此重要的是将“赌注”的因素尽量减少。以短期的观点来看,应努力避免财政不稳定,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三支箭增长战略是关键。特别是后者,“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低,创新的余地缩小等,经济增长力普遍低下,形成了产生各种各样问题(金融危机等)的土壤”,这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2011年人们热议的泰勒-考恩著《大停滞》一书等代表了这一潮流。如果这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那么现在实施的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勉强对付,我们早晚要从财政及社会保障开始,对整个经济体的设计进行修正。

  如果在看到了政策危机萌芽时,就及时采取“应变计划”,从放心地实施政策的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成为左右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的“期待”方式。

2013年3月19日

2013年3月19日登载

浏览该著者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