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提倡"生态学的分工关系""从进化论看竞争原理"（《产业政策研究会报告》1972年）、"文化产业论"（1973年度通商产业省新政策）、"负的价值""熵的价值"（《生态主义》1993年）、"脱离牛顿力学体系"（"凯恩斯政策不适合成熟社会"《经济学家》1993年）、"作为科学体系的经济学"（《通产杂志》2000年）、"从复杂体系的观点批判新古典派体系"（"试论作为市场经济中'关系因子'的货币"《埼玉大学社会科学论集》1998年）、"重组包括文化、环境和价值观等在内的社会总体"（《整子（holonic）工程学论》2006年）等理论，近年来环境经济学、文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物理学等新经济学接连问世，是对笔者的强有力支持。
从根本上来说，马歇尔的"微分方程式是经济学的有力工具"，"经济学与化学甚至生物学比较接近"，要解释凯恩斯的"经济现象，只有统计数值和经济理论还不充分，需要从历史、文化、哲学、法学等到工程技术、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理工科的广泛知识"，由此可见，建立在牛顿力学和货币价值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批判是必然的。
但是，有些研究只是跟在自然科学后面，在旧范式上"移花接木"，这些研究在"科学"的名义下参与制定政策，弊端极大。此外，经济专业的学生总觉得不如理工科的学生，而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政策研究范围广泛，包括在现行制度下的实证研究、政策评估和政策形成。其中在实证性和批判性的研究方面，虽然没有必要用完整的体系去对待，但是在政策形成方面，如果把其本身还没有经历过充分批判的东西当作先进知识，就会给将来留下祸根。
从政策论看新经济学的局限
为了消除这种担心，笔者想从政策形成的角度，以若干新经济学为例，指出在采用这些理论时应注意的事项。特别是许多新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以及从原来的非经济学领域转入经济学领域的人员，必须注意经济学=新古典派这一先入为主的误解，避免把这种先入为主的误解带进制定政策机关。
（1）在环境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领域，应注意经济活动只是全部集群的环境活动和部分集群的文化活动中的一个因素，能够用研究一个因素（经济）的工具（经济理论）把集群（环境和文化）作为分析对象的，只限于预算问题等。
（2）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应注意很难像范式层面的心理学和经营学那样积累许多个案。即使"对社会现象进行了实验"，其结果也不具有像化学实验那样的可再现性。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把心理学手法用于经济行为就等于对特定对象集团的价值感应度进行测算，因此，在货币本位主义的美国等国家，在经济（货币）统计上具有意义的是同义反复。最近出现的"行为由于传统经济学所轻视的文化而存在差异"这一说法，固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以此来批判传统经济学不过是对自己设定的"经济学"的批判。
（3）在金融工程学领域，应注意与真正的"工程学"完全不同的单纯的虚构。也就是说，如果全体市场参与者都像机器零件一样完全相同，就会采取同一的行为，金融商品本身的存在意义就被否定。而且工程学上所说"分散风险可以减轻总体风险"这一"保障安全功能"就不能成立，风险之所在反而变得模糊，导致风险增大，正因如此才招致了此次金融危机。保障安全功能就是为了应对没想到的情况，因此以"没想到"来进行辩解无法自圆其说。
（4）在提出复杂体系以来的新经济科学领域，应注意在马歇尔式构思中引进了非线性模型和无限循环博弈，并使模拟数字化。例如，要素有限种类×相当数量和无限循环及高频度生存规则等前提，不可能符合现实社会。另外，模型中输入的数据和前提逻辑只限于模型博弈操作主体的知识见解，并不包括将来的反复试验过程。
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经济物理学可以发现，使用自然规律比喻经济现象混同于把自然规律应用于实际或实证，后继研究只是对先行研究的换汤不换药等情况。笔者提倡的"科学的洞察力"，是希望在能够分清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差异的基础上，超越"牛顿力学体系中的经济学"，用于比喻的事例除外，如果没有实证，就不能把自然规律适用于经济现象。
笔者使用的比喻事例有："现实世界是由微观宇宙的电子作用力产生的引力和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支配的，与无条件地适用惯性方程式和微分方程式的现代经济学的设想不同"、"下调利率既可以提高年轻人的消费积极性，也可以提高中老年龄层用于养老资金的储蓄率，因此，不应像重力那样加算，而应像电子作用力的正极和负极那样互相抵消"（"凯恩斯政策不适合成熟社会"）。应用事例有："产品利润的源泉在于投入能量产生出的某种秩序，但是也产生与其等量的熵。因此，产品一旦损坏，不仅会失去利润，而且会留下作为熵的负面价值"（《生态主义》）。实证事例有："在信息积累和经济圈集群等方面，竞争力与集群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雷利零售引力定律'可以成立（"吸管效应"、"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重力定律"等都是从雷利定律派生出来的）"（"作为科学体系的经济学"）。
计量分析=经济统计这一工具使用上应注意的问题
自从新古典派成为经济学界和制定政策机关的主流以来，科学=数值化这一误解和数学公式、偏重计量等弊端日益明显。其结果，看起来虽然精致，但是在现实的"模糊"面前却完全无能为力。
当然，经济现象中也有统计上的非偶然性事物，但是那只是全体中的极少部分，并且没有物理现象那样具有可再现性。此外，经济统计是被任意创造出来的，已知条件也并非超越人为的"神之手"设定的，而是在主观性人为（制度）下设置了不变的前提。因此，基于统计上非偶然性的假说也只是在过去一定期间内有限的体制下的现象，并不具有等同于自然规律的普遍性。
而且，"无法完全消除模糊的社会体系需要摸索过程和游戏"（《 整子工程学论》），因此，只追求效率性，欠缺在发生意外时不可或缺的"游戏"的精致的现有体系，没有能够应对此次地震和核电站事故。过去每次发生地震时都被指出的无库存生产方式（just in time）的采购零部件的缺陷再次暴露出来，等于实际证明了"过去的教训"不仅没有对引进"游戏"产生作用，甚至也没有作为"摸索过程"产生作用。
此外，与自然规律可以从观察结果中消除人为性杂质不同，如果从全部是人为的社会现象中消除了人为性杂质，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了消除人为性杂质，设定理想的人工空间进行实验的部分自然科学，与处理人为现象本身的社会科学是不同的。而且，在经济统计中，不仅存在单纯的误差遗漏等，而且，调查项目和时间的偏差、时间的非连续性、对条件设定上的操作进行修正本身就是作为杂质参与的。
不仅如此，一半以上的经济统计是货币量的抽象显示，并非现象本身。附带说明一下，以货币显示构成信息化的质与数值化的量、以及算式本身没有消耗和变质，然而实物和设备在辗转流通和反复使用中会消耗和变质。
有许多人不了解这些情况，轻视"功效的不可预测性"，把本来只是抽象概念的无差异曲线和界限等算式化，并以此吹嘘是计量性实证。另外，以前先见性地接受的作为序数的功效显示，也需要有一定的保留条件。例如，近似于观念上的幸福感的满足度由分母和分子双方决定，无论分子增加多少，如果分母增加更多，满足度就会降低。对催生新欲望并称其为"增长"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误解，也正是由此而来的。
经济学作为"价值"尺度使用的价值观，取决于国家、民族、社会哲学和理念等，并不是以源自美国价值观的现代经济学主要使用的货币尺度来表示的。作为"人种熔炉"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并立共存中，为了保持国家团结而以货币价值为共同价值观的美国式价值观，从全世界来看是极端异质的东西，由于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就把其作为世界共同的价值观，不能说是"科学的"态度。
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只不过是在接受了从先见性的哲学和理念演绎而来的参数化暂定解的基础上，可以提示选项组合的一种工具。反过来说，由于结构变化等原因而需要追根寻源改变基本价值观时，现代经济学不仅无法立即给出解决方案，而且要求得出暂定解的做法也是毫无意义的。
基于这种误解制造出来的"经济规律"反映在制度和政策中，按照经济规律设定了制度和政策的结果，计量性实证分析当然会显示出规律性意义。换句话说，这是同义反复，而不是完成了"实证"。
笔者并不否定计量性实证分析的有用性，但是如果这种方法超越"事后评估"的范围，波及"形成政策"则将是危险的。而且，政策评估涉及短期结束时的评估、长期事后评估和包括波及效应在内的影响评估等，最终评估时的计量功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坦率地说，美妙的经济模型应只限于比喻性使用，不能连实际制定政策的人员也乐此不疲。例如，把原本只是观念上存在的无差别曲线不经过实证就作为直角双曲线算式化，并以此作为"计量性实证"，这是一种诡辩。又例如，大地震以后"幂分布"频繁出现，但是非正规分布本来就多，这是早就知道的事情，自作主张地作为"正规分布"展开讨论本身就存在问题。
制定政策机关应注意的事项
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在一部分政府机关的经济学家之间，机械理论体系完全无视与社会现象的相互影响等，独自流行起来。例如，涉及社会科学、制度和政策的现实社会的量子具有扰乱特性和不确定性，这仅仅可以适用于根据该理论体系进行推算的概率论，而在社会体系中，把主体和客体（=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完全分开本身毫无意义，然而对此没有了解就拿来适用的事例却很多。反过来说，在严格区别两者的世界中，只能以"神"为前提，或者视为"死亡状态"（微观经济学上的超长期）。
另外，社会现象的频度只能是有限的，与可以无限重复的量子世界的现象不同，因此，量子的"概数规律"在社会现象中不能成立。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中，即使把每个推算值拼凑在一起，也只能招致"合成的谬误"。
进一步说，经济理论、计量分析和博弈类，即便是同一事物，很多时候也会因论述者的任意而推导或论争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对于实际制定政策的人员来说，只不过是为自身的政策目标事后寻找理由的工具。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无论工具箱中的工具多么丰富和出色，只依靠这些工具即使可以拆卸机器，却无法组装机器，另外还需要根据用途制作的设计图，制定政策工作与此相同。
另一方面，在应对非常态，或构筑新范式和理论时，不仅需要具有事先预测能力，而且更需要设定目标方向的价值规范。在这一点上，新古典派体系以来的经济学自我标榜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划清界线，并以处于常态下为前提，虽然能够对静态的事后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估，但是既然欠缺动态的未来设计和预测能力，就与依靠实证经济学构筑新政策体系相矛盾。
笔者拥有制定政策和开展研究两种经历，以非常犀利的语言进行了上述讨论，但实际上决没有否定新古典派体系和新经济学研究的意图。恰恰相反，只有抛弃了本文中论述的问题，才能得到纯粹的研究成果。反过来说，在认识到这种问题存在本身的基础上，作为一名学者的研究态度，不应被这种问题羁绊。也就是说，与政策的关系，应仅限于作为研究对象从客观的立场进行观察，对于来自制定政策机关的委托事项，除了以第三者提供分析、评价和工具类以外，不应向制定政策机关提出例如不利于观察者的客观性，产生不确定性的建议等。作为实际制定政策人员，最重要的是不问理由的"先见能力"，反之，教条地挥舞某一理论，装饰以精致的理由，其结果将会引起极大的弊端。
这是因为，即使看起来相同，同一政策工具或经济理论也并非可以经常适用。例如，即使是相同的供需差异对策，经济衰退情况下需求不足时应采用的有效需求政策，如果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供给过剩时期采用，就只会再次引发泡沫，如果在地震后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采用，就不能满足重建供给能力的需求，只会拖延复兴。
话虽如此，但不能否定，正如理论家应从现实中学习一样，实际制定政策人员当然也需要学习并利用专家和研究人员的知识见解、理论和研究成果等。而且，理论家与制定政策机关的交流，前者为了得到研究所需的信息，后者为了改善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为此进行的交流中，前者不应超出研究需要的范围对制定政策机关指手画脚，后者不应提出肤浅的理论，而应向研究人员提供最新的第一线信息。
附文"谁也没预料到"吗？
笔者正在撰写本稿时，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在这些话题中经常伴随着"没想到"这句话，但是在制定政策机关，即使是作为学者，也不能用这句话交差了事，所以笔者再追加几句。
这是因为，在石油危机刚发生后流行过一句话："谁也没预料到"，与"没想到"基本上属于同义语。实际上，事前在通商产业省内部曾经在一部分范围提倡过"资源储备论"。此次地震前，也有一部分研究人员指出了："东北海域发生比东海更大地震的概率"、"发生高达几十米的海啸的可能性"、"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隐患"等，都作了"预测、预料"。
另一方面，环境厅以前提出的报告称："四大公害的损失额将高达事先预防的5倍至100倍"。正如该报告所说，据推测，在此次核电站事故中，仅放射性污染导致的直接负面影响就达数万亿日元，停电给产业带来的间接损失、日本的国际信用低落等广范围的总损失额将高达10万亿日元以上。即使不算最优先的人命等，仅限于经济方面，也可以看出事先预防风险对策是极为重要的。
虽说如此，但是要预先对所有的预测和设想都做好准备，正如"消除飞机事故的最好办法就是飞机不飞"一样，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而且，假设因危机管理成功而没有发生危机，例如由于储备而没有发生石油危机，或者建造了能够经得住任何大型海啸的巨大防波堤，却没有发生大型海啸，社会舆论肯定会责难"浪费了巨额国家财产"。实际上，在石油危机刚发生后受到了高度评价的石油公团，由于再次发生石油危机的可能性远去而被解散。
作为这些问题的妥协方案，现实中的风险对策是依据费效比（为预防风险，以预测损失×发生概率来取代效益）来制定。也就是说，由于在人为体系上设想的风险并不等于真实的风险，所以当然会存在没有编入（预想）体系（包括非工程学上的制度）里的风险。另外还要注意，预想风险的发生概率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人为操作的。可以说，正因如此，事后引发了前述关于"正规分布"和"幂分布"的讨论。
因此，在制定政策机关和企业管理部门，必须准备好当发生超过预想风险范围等事态，体系丧失了自我处理功能（即风险）时的应对方案。而且还应该注意，此时教科书上的现有理论体系或自己设定的标准形式本身，也是丧失了自我处理功能的体系之一。反过来说，作为学者一方，应谦虚地承认这个问题，避免无理搅三分的发言。
不过，发生经济风险的机制是脱离"常态"，而且，在经济学上经常使用的"常态"，原来是从物理学词汇借用的，意思是"动态的平衡（与近代经济学的"均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平衡状态一旦被某种原因打破，就会陷入以往的规律和公理不能成立的混沌状态或散乱结构。
另外，这种"被打破"不仅限于此次地震这样的外因，也会由于内因而发生。例如，变化超过临界点值时。笔者认为，泡沫经济或恐慌是出现结果的现象，与经济周期变化不是一回事，因此，脱离现行理论体系框架是不言自明的。
此外，临界点值在混沌状态下也可以进行追加性计量，所以可以在事后算出，但事先预测基本上不可能。这是因为，过去的同类样品太少，而且作为临界点值应予以考虑的因素不可胜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行理论和计量分析在为成熟社会组建新政策体系，或给此次地震这样的非常事态制定对策这一命题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且，从实际制定政策人员的立场来看，人命或国际信用等应优先于经济价值也是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