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复兴而不是复原"，就需要下决心转型。政策实务人员不能被无预案的事后诸葛亮或偶然想法所迷惑。最近可以听到"不能再出现出乎预料的事情"等说法，但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后，曾任横滨市"产业防灾与灾害复兴计划"研究会议主席的人员认为，无论是设想全部事态，还是建立预先应对所有设想事态的体制，都是不可能的。
而且，对灾区人民的"反省"、"道歉"和"赔偿"并不能使他们恢复原状。这一点，不应依据于货币计算上的可逆向范式。在数值化的现行社会，虽然自动化体系容易被接受，但是一旦这种体系失去功能，就会同核电站一样陷入无法控制的状态，这从重视效率的无库存生产方式的崩溃也得到了实际印证。"包括暂时性麻痹在内的整个体系的高效性"也无法补偿品牌沦丧等动态风险。
"针对经济变化进行自我调节的市场结构也在紧急事态面前无能为力，要想恢复市场功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但是石油危机时的经验教训在后来的苏联解体、阪神大地震和金融证券破产中并没有得到应用。应及早思考发生紧急情况时对策"（《现代日本的产业政策》1999年）。我们必须先对这些问题进行反省，不能总是以这次如何来论证自己一贯正确。
有人也许觉得"不要说阪神淡路大地震，就是把石油危机、苏联崩溃和金融破产相提并论"，不妥。对多种多样的突发性紧急事件采取统一的对策，确实使人难以适应。但正因如此，才不得不依靠每个人的作用（决策、行动和现场等），才能找到需要培养和配置这方面人才以及完善体制和信息网络等共同事项。
另外，从环境厅四大公害报告中"受灾损失额是事先预防费的五倍至一百倍"的论述也可以看出，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事先预防，但是在日本，暂且不说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家，应纳入体系的、有关确定风险和紧急情况时采取应对方针措施的真正风险管理专家并不存在。
本文排除一切现有概念，集中分析了在复兴之前应予以考虑的风险问题。
展开具有实际意义的"复兴"讨论
首先不应堆积局部性常识，关注个别修复项目，而应从长期纵观全局的角度出发，先弄清灾情全貌，完善能够立即应对一切风险的体制，制定"日本重建计划"，以此来实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革。不仅要摆脱核电，更要摆脱依靠能源资源型的社会，包括构筑弱势群体也能应对风险的社会等在内，重建的预算规模估计将达上数百万亿日元。不过，由于受灾群众的急需和发生巨大余震的风险，关于财源的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富余时间。
也就是说，与20世纪90年代一样，零星拨款虽然可以缓解灾后创伤和修复资产，但也无法在流量方面恢复原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巨额资金将变成死钱；不如积极地把此次灾后重建视为又一次投入巨额资金的机会，如果以此实现日本社会的复兴，那么从长远来看，财政也可以得到健全，成为活钱。
目前现要讨论的是财源问题，考虑到事关几万亿日元规模，由于有"财政纪律"和"政府债务信用风险"，因此对日本银行认购国债持否定意见的较多。笔者是个严格的财政纪律论者，如果在平时，笔者主张现阶段应停止发行新国债，但是在非常时期不能墨守成规。既然没有其他有效对策，为了遵守最低限度的纪律，应向国内外做出承诺，不是复兴债本身，而是市场发行的复兴债，在偿还时由日本银行承担无息借新还旧债，并在复兴特别核算之外10年内实现平衡。
虽然应该像高速增长期或泡沫经济时期所提倡的那样，为防备成熟期的到来而纠正伴随增长发生的畸形，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失去了这一机会，反复实施无用的经济刺激方案，其结果拖延了结构改革，留下了巨额财政赤字，进入了难以筹措财源的零增长时期。不过，由于多数企业没有新投资的目标，积累了高额的内部保留，所以只要通过政策引导这些企业向有实际需求的复兴投资，就能够变灾害为机遇，再次抓住消除畸形的机会。
兼顾国外与彻底公开信息
地震后一开始听到国外的评论都是称赞"日本国民自觉发挥各自的作用，遵纪守法，行为规范"，然而后来却完全相反，对"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的怠慢和缺乏诚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中虽然也包括对放射性污染的夸张、连工业产品都拒绝进口等明显的过激反应，但如果单凭感情用事进行反击，不但不能稳定事态，反而会招致相反效果。
正是在这种时候，对正面反击应进行反省的地方就要反省，该道歉的事情就要道歉，与此同时，应对国外的错误信息和过激反应采取措施，努力加强对外宣传和外交力度。此外，日本英语交流联盟的专栏已经多次发表了这类文章。
从客观上来看，由于此次震灾，凸现了日本的实力，即"日本虽然在GDP上被中国赶超，但在世界上仍具有高度影响力"这一事实，既有"政界和财界缺乏领导力"、"一些部门隐瞒信息的体制"、"巨大的全自动化系统的漏洞"等负的方面，也有"每个国民的高度觉悟"、"日本社会对预想外问题的高度应对能力"等正的方面。
但是，核电站事故使所有正的方面都化为乌有，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信用。要想恢复信用，就应该停止"出乎预料"的辩解，以谦虚的态度接受事实，把此次经验教训有效地应用于将来。这就需要正确而且充分地公开信息和内部规则。有意见认为，在国际上遭到指责的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从其大量的排放量来看，当初在"接踵而至的问题处理"时肯定没有能够全部处理完，如果下决心排放一定程度的低浓度污染水，及早着手处理的话，就可以更早地采取根本措施，就能够避免外国对日本的不信任。这正显示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就会发生恶化。如果考虑到在国外面临丧失信用的国际企业活动，以及被迫背井离乡的群众的困苦，那么即使可能无效，也应同时并行实施所有可能的方案。
进而，不彻底公开信息导致在因特网上发生了猜测和谣言等新的衍生风险，对核放射的恐惧心理在市民生活中引起了恐慌，招致了"断绝向核电站灾区周边地区提供物资"等等。
虽说如此，使用强权控制网络信息也有问题。这是因为，在新闻媒体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得助于网络信息等，助益多于弊端已得到公认，而且在作为批评力量的学界和媒体等不能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控制网络信息会带来加速隐瞒信息的不安心理。这种对欠缺内部规则的不信任在索尼信息泄漏问题上也一样。
从根本上来说，对网络的弊端早就有人指责，只是由于思想保守，采取对策总是迟缓被动。既然居住在网络这座玻璃房子里，就需要以无法完全防止窥探为前提，进行体系和制度设计，应区别网络天才这一意义上的黑客（Hacker）和恶意的骇客（Cracker），对前者授予一定的资格，组建自卫团，负责警戒系统弱点，揭发骇客、违规信息和违法服务器等。
"出乎预料"与安全保护
对连续多次"出乎预料"的辩解使笔者想起了石油危机发生后不久的"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在危机以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建议实施"石油储备"，日本政府内部成立了资源安全保障研究会，笔者也曾经提倡"石油储备"。正因如此，由于在世界上率先迅速采取了对策，所以被称为"日本有MITI（通商产业省）"，提高了名声。在发生金融危机以前，也有人提出过"金融衍生商品加速投机"、"美国经济处于泡沫状态"的警告，而且此次地震之前也有过"东北沿海将发生巨大地震"、"几十米高的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有缺陷"等"预测"。
笔者原本就是一个抑制核电论者，在核电站定期检修时曾经进入过核反应堆内部。当时虽然确认了"日本核电站的高度防震设计"，但在另一方面，对过度的自动化系统持怀疑态度，向有关人员提出了"发生出乎预料事态时的对策方针的必要性"。虽然第一意义上的防震功能基本经受住了此次"出乎预料"的强烈地震，但是在"出乎预料"的海啸面前却不堪一击，这证明了我的印象的正确。这与被人们以"如此太平盛世"而付之一笑的"资源储备论"相重合。
虽说如此，但事先对所有预测和设想都采取对策，会造成费用无限膨胀，这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由于储备，石油危机没有发生，建设超级巨大防波堤后没有发生巨大海啸灾害，恐怕就会被斥责为"浪费了国家巨额费用"。实际上，石油公团由于没有再次发生石油危机而被解散，研制用于核能灾害的机器人由于"日本不会发生需要机器人的事态"而下马。
作为两者之间的妥协，在以所需费用和预计风险（预测损失×发生概率）来设计风险的体系（包括制度等软件）中，存在未被纳入的风险，因此当然需要对此加以防备。
从根本上来说，核电站等巨大系统，相关领域非常广泛，不存在掌握全部专业知识的"专家"，需要掌握整体情况的高度综合管理人员。如果只有核电主体的核能工程学、核辐射的放射线医学、海洋污染的海洋科学等个别专家，那么即使每个领域都是正确的，也无法解决"合成的谬误"问题。在核能安全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因交通瘫痪而无法参加会议时，由于具有专业知识能够立即采取对策的人非常有限，所以应首先获得他们的知识见解，而不必召集形式上的会议。在阪神谈路大地震中，在停机高炉将发生爆炸危机时，释放压力阀由于停电而没有启动，因了解手动时代技术的前辈工程师及时赶到，才成了救世主。
本来在风险管理上不可或缺的安全保护乃至游隙，与详细划分专业领域，只强调效率的现代体系是格格不入的。这是因为，安全保护是由多重整子（Holon）结构（整体匹配性与基础结构尽可能自立并存）来保证的，但平时受到重视的竞争力却是由差异化和集中化这一逆向体系来实现的。
从国家整体来看，如果由于首都直下型地震造成中枢功能瘫痪，就会丧失修复和复兴所需要的指挥命令功能。然而过于分散又会使决策迟缓，投入资源也受到限制，这就是在修改道州行政区划制和首都功能时，应谋求"为提高效率的集中"和"为避免风险的分散"能够得到两全的原因。而且，作为其基本概念，应采取"互补性原理"（尽可能确立每个人自立性，不充分的部分在家庭中补足，在家庭中不充分的部分由地区层面补足，在地区层面不充分的部分由广泛的共同体或政府整体补足）。
高层的重大责任和风险管理体制的方式
从根本上说，属于业务现场权限的小动作解决不了"出乎预料"的问题。
在这次核电站事故中，据说如果立即决定"废炉"，就不会陷入危机。作为私有企业，当然想避免废弃数千亿日元巨额的设备，但是，仅核辐射污染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万亿日元，包括从产业等的间接损失到丧失国际信用在内的总损失额将达数十万亿日元。这种计算可以暂且不提，应该首先避免人命损失和丧失国际信用。如果这样做了，估计就不会出现"敢问法人代表个人的赔偿责任"的意见。
不过，如果迅速果敢地决定"废炉"，注入海水，投入硼，打开阀门，排放低核辐射污染水等，如果结果没有发生氢气爆炸和高浓度污染水泄漏等问题的话，肯定还会被追究"巨额设备损失"和"核辐射扩散"的责任。这些感情用事反对核电的人们与主张根本不需要完善非常时期对策体制等从而产生的"核电绝对安全神话"有着共同之处。
那么，以往"对策指南"、"强有力的领导作用"、"高度综合管理人员"、"必要信息"等虽然不充分，却也总算对付过来了。这是因为"业务现场人员士气高昂"、 "普通民众具有高度觉悟"及其背后的对同事和同胞的信赖，进而如辻哲郎所说的"忍耐与飞跃"补充了不足之处。
这里就是日本与欧美的最大不同点。非常时期依靠"最高负责人的领导作用"的欧美社会，虽然在一般的非常时期能够出色地应对，但是在出乎预料时就很有可能陷入严重混乱。在误以为什么都可以预料的现代文明中，最具有安全保护作用的是每个力量的集结，现场主义的日本社会虽然会在非常时期因最高负责人的决策迟缓产生暂时的混乱，但是在另一方面，通过每个局部的多种人才的力量集结，现场的混乱会逐渐得到整顿。这种力量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和小行星探测器"隼"号时也发挥了作用。
不过，有关人命和组织存亡的重大事件也由现场负责人负责，那未免太残酷了，而且其结果，操作迟延将会扩大灾害，因此对于超出自动系统的风险，只能由最高负责人参考综合管理人员的建议做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完善连接现场与最高负责人的热线，以及紧急派遣代替最高负责人进行当机立断的要员奔赴现场迅速应对的体制。
另外，在巨大灾害后，仅修复局部还不够，为了使全体国民放心，避免国际社会的混乱，需要整个日本的重建。因此，今后必须发挥欧美型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既然投入巨资，就需要摆脱追随欧美，重新评价日本的优势，作为既非欧美，又实现了欧美型现代化的"混合型国家"，用实际事例向世界展示"理想的社会体系"，日本需要有这样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