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和感情能否成为经济学的最后开拓领域

关泽洋一
RIETI顾问研究员

  “人心和感情是科学的最后开拓领域。”

  这句话是东京大学教授(临床心理学)丹野义彦先生在其著作《实证临床心理学》的篇首讲述的(注1)。与这句话相反,借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宇泽弘文先生的话说,“把人心带入经济学曾一直被视为禁忌”(注2)。下面,笔者想根据近年来心理学和行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不安这一感情为主题来探讨这个禁忌。

不安假说

  下述假说(不安假说)认为,由于不安,人们的行为会过度回避风险,形成不合理的情况。

  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以被称为Homo economicus的合理而利己的人类为前提建立起来的。然而后来发现,现实中的人在做出决定时,存在偏离以人类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典型理论·期望效用函数理论的不合理方式。进而最近的心理学开始倡导的假说认为,这种不合理的人类行为是由人类的感情引起的(注3)。

  人们主观的风险评估偏离期望效用函数理论所显示的合理的风险评估,过度回避风险的过程有两种。第一种是评估过高(overestimation),这是对主观上不知道发生率的负面事件过高地估计其概率。例如,假设因飞机事故而死亡的客观上的概率为0.0009%,而某人却以为其概率是0.09%。第二种是Kahneman和Tversky两人运用展望(prospect)理论阐明的过度重视(overweighting)(注4)。对于已知的发生率,对较低概率主观上评估过高,另一方面,对中等程度的概率主观上倾向于评估过低。这种倾向在展望理论中用可能性比重函数表示(图1为其中一例)。例如,在可以装进1000发子弹的特殊枪里装进1000发子弹,请某人用这支枪对准自己的大腿只扣动扳机一次(也就是肯定有一发子弹射向自己的大腿),然后问那个人,为了避免挨这一枪,打算支付多少钱。假设那个人回答支付1亿日元。接下来设定三个事例,按照一种俄罗斯式轮盘赌博,在那支枪里分别装进1发子弹、10发子弹和100发子弹,请那个人向自己的大腿只扣动一次扳机。如果按照期望效用函数理论,为了避免装进1发子弹的俄罗斯式轮盘赌博而支付的金额为10万日元(=1亿日元×1/1000),装进10发子弹时为100万日元(=1亿日元×10/1000),装进100发子弹时为1000万日元(=1亿日元×100/1000)。但是按照可能性比重函数计算结果不一样。由于对低概率的评估过高,所以可能发生下述结果:1发子弹时为84万日元,10发子弹时为119万日元,100发子弹时为138万日元(注5)。

图1 使用可能性比重函数图表得出的对负面事件的主观评估
图1 使用可能性比重函数图表得出的对负面事件的主观评估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过高评估和过度重视与负面感情,特别是不安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不安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在某个时间点,那个人偶然抱有的一种感情的不安感(incidental emotions);第二个是由于遇到了某些事件或信息而产生的不安感(anticipatory emotions)(注6)。关于incidental emotions的不安感,已有的研究显示出,不安感较强的人与不强的人相比,对发生负面事件的概率评估过高(注7)。关于anticipatory emotions,有研究进行了为避免电击支付多少钱的实验,结果显示出,引起不安感的事件与其他事件相比,对较低的概率评估过高的倾向更强烈(过度重视)(注8)。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对于人物A来说,存在发生某些负面事件的风险时,即使其概率很低,但如果该事件会引起A的不安感,而且在该时间点A已经抱有某些不安感的话,那么当该事件发生的概率为X1%时,A对该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将会过高评估为X2%,进而由于对过高评估的概率过度重视,主观评估形成X3%(参见图1)。这时,尽管该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为X1%,但是由于在主观上过高评估为X3%,所以A比在期望效用函数理论中所设想的合理行动者更大程度地采取回避风险的行动。

可以用不安假说解释的现象

  可以用不安假说解释的现象很多。例如,大家一定还记忆犹新,中国生产的饺子发生食物中毒的结果,日本进口中国食品急剧减少。但是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一般来说,中国生产的食品并无危险,这种现象如果不使用不安假说这样的方法就很难解释。专家对核能发电的安全性的看法和一般人看法的距离,对新型流感的反应等也一样。如上所述,安全与放心之间的分离现象,也就是说,尽管专家指出很安全,或者指出风险极低,但是人们并不放心,而且过度采取回避风险的行动,这种现象可以用这种不安假说来解释。

  实际上,经济萧条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如果人们受不安的驱使,过度评估自己失业的概率或失业时会发生的困难,就会采取回避风险的行动,节约开支减少消费,因此引起需求减少,使经济恶化。同样的机制也有可能导致企业缩减投资和金融机构惜贷。

  如上所述,由于人们的不安感带来的社会损失极大。

对不安引起的问题采取认知疗法

  不安引起的问题,例如,对于现在全世界所面临的经济萧条应如何采取对策,大多经济学家似乎在思考通过修改福利和医疗等公共制度来消除不安。

  但是,似乎经济学家还不知道,或者被视为禁忌,其实即使不触动制度也能够改变人们的感情。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临床心理学和精神医学领域,特别是由于研究开发了称为认知疗法的治疗方法,即使不使用药品,也可以把负面的感情改变为正面的感情(另外,认知疗法与认知症无关)。

  认知疗法的构思是极为单纯又常识。人的负面感情是由于相信负面思考引起的,例如,相信“我将失业”这一思考的人会产生不安感。相信“我的人生已经结束”这一思考的人就会感到绝望。引起负面感情的思考,基本上都是脱离现实的,在认知疗法中,通过确认该思考是否有根据、有没有否定该思考的证据,来不断降低相信该思考的程度,以此减轻不安等负面感情。也许已经有人注意到,感情背后的思考,与经济学中出现的“期待”和“预计”等术语极为近似。例如,如果众多的人们相信“经济状况不会好转”这一思考,他们就会感到忧郁和不安。这样的思考,在经济学中作为“期待”和“预计”使经济陷入萧条。如上所述,经济学与认知疗法的结合竟意外地简单。

作为经济对策的广播体操型认知疗法

  假如能够将认知疗法改编成任何人都可以在日常实践的、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东西,无心理疾病的人们可以日常实践,那么就可以预防忧郁症等心理疾病,或防止自杀,同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将变得乐观,也许还能够带来经济复苏。也就是说,有可能可以同时解决多个社会问题。

  但是很遗憾,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在学术领域,对可以称为广播体操型认知疗法的、无心理疾病的人能够简便实施的方式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开发。不过,如果离开学术领域,就能够找到若干也许可以使用的东西。例如,有一个被称为Byron Katie的作业(The Work of Byron Katie)(注9)。这种做法是曾经得过忧郁症的一位美国女性创造的(她既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精神科医生),针对引起负面感情的思考进行四个提问和置换(turnaround),通过这种做法来逐渐缓和负面感情。我本身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种做法,确实感到心情变得轻松。如上所述,只要脱离学术上的制约,注意观察各个方面,就可以找到已有的、也许能够作为广播体操型认知疗法发挥作用的方法。

结束语

  在正值大萧条的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演讲中说:“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遗憾的是,在罗斯福时代,还没有研究开发出能够有效减轻恐惧和不安的方法,大萧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悲剧谋求解决。与大萧条时代相比,减轻恐惧和不安的方法已经取得了飞跃进步,但是这些方法似乎被经济学家和决定政策的人视为禁忌,没有形成超越心理疾病治疗方法这一框架,加以有效运用的氛围。但是,为了避免再次重蹈大萧条的旧辙,需要把人心和感情作为经济学和社会政策的最后开拓领域,而不应视其为禁忌。

2010年2月9日
脚注
  • (注1)丹野义彦《实证临床心理学——认知行为理论最前线》日本评论社,2001年。
  • (注2)宇泽弘文《经济学与人心》东洋经济新报社,2003年。
  • (注3)这个假说的代表作是Lowenstein等人提倡的risk-as-feelings假说。George F. Loewenstein, et al., “Risk as Feel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7, No. 2(2000), pp. 267-286.
  • (注4)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March, 1979), pp. 263-291; and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Vol. 5, No. 4(October, 1992), pp.297-323.
  • (注5)这个数字是在Tversky and Kahneman,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第309页所示可能性比重函数y中代入0.3计算出的数字,并非根据实际实验。
  • (注6)Lowenstein et al., “Risk as Feelings.”
  • (注7)Bret G. Bentz, Donald A. Williamson, and Cheryl F. Smith, “The Prediction of Negativ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and Dietary Restraint: A Test of the Content Specific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Vol. 21, No. 2(June, 1999), pp.97-108.
  • (注8)Yuval Rottenstreich and Christopher K. Hsee, “Money, Kisses, and Electronic Shocks: On the Affective Psychology of Risk,”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2, No. 3(May 2001), pp. 185-190.
  • (注9)Byron Katie著(水岛广子译)《当停止寻找时就会遇到爱——使人生变得美好的四个提问》创元社,2007年,Byron Katie, Loving What Is: Four Questions That Can Change Your Life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02).

2010年2月9日登载

浏览该著者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