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健全化与国民意识

森川正之
RIETI顾问研究员(职位以执笔时为准)

长期利率上升

  去年秋季之后急剧恶化的经济出现了止跌和一部分已经触底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的长期利率开始上升。美国财政部的10年期债券的利率在去年年底下降至接近2%以后,进入今年以来持续上升,目前达到接近4%的水平。在日本,去年年底为1.1%的长期国债利率曾一度超过1.5%,虽然从宏观来看可以说只是很小的波动,但显示出最近处于上升的趋势。

  长期利率的上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经济复苏、对通货膨胀的设想、对可能提高政策利率的预测等等。有意见指出,伴随着各国财政赤字的增加,国债的供求恶化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当前的危机采取对策后如何健全财政的问题,引起了市场相关人员的高度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基本方针2009》出台,提出了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通过“开拓未来战略”等来加强中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实现安心社会,同时还提出了新的财政健全化目标。在这里提出的目标是,在“短期大胆,中期负责任”这一方针下,到2020年代初期,稳定降低债务余额与GDP比,在10年内争取切实达到基础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盈余。可以说,政府明确地做出了这样承诺,是为了维持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任。

政府债务余额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负债额方面,日本的财政状态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差的。根据OECD的统计,2007年政府的一般粗债务余额与GDP比大约为170%,在OECD各国中最高,是OECD平均额(约75%)的两倍多。此次经济危机带来的GDP下降和财政赤字的扩大,从分母和分子两方面使其进一步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9年4月)预测,日本的粗债务余额与GDP比将从2008年的196%上升到2010年的227%和2014年的234%。同时,纯债务余额的比例也很高,预计2008年为88%,2010年115%,2014年136%(均为政府一般统计)。

  关于政府债务余额给长期利率带来的影响,有很多实证研究,由于对象国、分析对象期间和推算方法等的不同,其结果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经常被引用的Engen和Hubbard(2005)的研究,在美国这两者的关系是: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使长期利率升高2-3个基点(bps)(注1)。另外,根据在大约两年前我们以经济学家为对象进行的关于经济参数的调查,中央值为2.5bps。不过,这个关系被认为存在非线性,债务余额一旦超过某个数值,其影响就有可能迅速增大,因此需要予以注意。

  不用说,利率上升由于对设备投资和住宅投资等的抑制作用而对经济具有负面影响。与作为金融政策变量的短期利率不同,长期利率是内生变量,所以其上升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依赖于产生利率上升的原因。根据各种宏观模式大致来说,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在经过若干时间差之后,可能导致GDP增长率下降0.3%至0.5%左右。从供给方来看,利率上升会导致资本成本上升、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受到抑制、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停滞等一系列反应,对潜在增长率具有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对于财政来说当然具有良好效果,反过来,财政健全化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也可以起正面作用(注2)。

国民对景气和财政健全化的支持

  为了健全财政,需要削减政府支出、增税或两者组合。但国民是否支持这些负担成为问题。关于这一点,Brender和Drazen(2008)在政治性景气循环论中给出了意味深长的实证分析结果(注3)。该论文使用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74个民主制国家从1960年至2003年的350次选举的数据,使用Logit模型推算了任职期间或选举年的财政收支与GDP比的变化与政权领袖是否得到支持(或再次当选)之间的关系。根据结果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下述关系:与一般观念不同,在发达国家,政权领袖任职期间的财政收支与GDP比改善1%,再次当选的概率就会升高3-5%,选举年的财政收支改善1%,再次当选的概率就会升高7-9%(注4)。

  这个分析是把GDP增长率等的影响作为解释变量来加以把握,而不是证明因为经济状况好所以财政支出得到改善,同时政治上获得的支持也上升这种因果关系。此外,分析结果还否定了由于强势领袖的国民支持率本来就高,所以财政健全化能够实行这种反向因果关系。由于推算的结果完全是平均的、统计上的东西,因此存在个别例外,而且正如该论文所解释的那样,结果意味着,由于具体的政府支出和税制的内容不同,因而情况也会各异,但是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国民对财政健全化比较关注,具有给予正面评价的倾向。

  在日本,《关于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中有一个调查项目,以多个选项方式询问“朝好/坏方向发展的领域”。总的来说“朝坏方向”的回答较多,与“景气”、“就业和劳动条件”、“物价”等项目一起,“国家财政”每年的排位都相当靠前。如图所示,在正值景气扩大期的2005年和2006年,作为“朝坏方向发展的领域”, 国民对财政的意识比对景气和就业还强烈。按属性分别来看,劳动年龄层的男性、管理职务、专业技术职务、工商服务业主选择这个回答的比例较高。从时序来看,选择这个回答的比例与现实的财政状况(财政赤字与国民收入比)有相当密切的关系(R2=0.69)。


图
(资料来源) 根据《关于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内阁府)制作

  另外,在世界同时衰退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今年1月进行调查的结果,对景气、就业劳动条件这两项,回答朝坏方向发展的数量急剧增加,显示了国民优先选择对景气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不过,这两项选择与景气的关联性很强,因此只要今后景气得到恢复,选择这两项回答的人逐渐减少的可能性很大。“短期大胆,中期负责任”这一《基本方针2009》的思考方法,可以解释为与这种国民意识相符。

2009年6月24日
脚注
  • (注1)Engen, Eric M. and R. Glenn Hubbard (2005), "Federal Government Debt and Interest Rates," in Mark Gertler and Kenneth Rogoff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4,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 83-138. 另外、OECD Economic Outlook Interim Report(2009年3月)中的一览表显示了主要先行研究的推算结果: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增加1%时对长期利率的影响从不满1bp的很小数值到30bp以上,有相当大的幅度。
  • (注2)为健全财政而削减政府支出和增税,在短期内对总需求具有负面效果,因此综合性效果依存于利率感应度和供求差的状况,以及乘数的大小等。
  • (注3)Brender, Adi, and Allan Drazen (2008),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5, pp. 2203-2220.
  • (注4)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改善财政收支与选举结果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有意义的关系。

2009年6月24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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