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去年以来突如其来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如何提高服务部门的生产率等问题似乎不再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确实，在目前企业业绩和就业形势急剧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提高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实现长期性经济增长似乎也变为有点不切实际的议论。但是，只要低生育率老龄化和经济服务化不断深化这一趋势不发生变化，服务部门的生产率依旧是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战略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需要搞活服务部门
为此，需要认识到针对目前的经济危机采取的短期性对策并不与长期性方针矛盾。因次级房贷无法回收给日本金融部门带来的打击本应比较轻微，但实际上日本经济状况在发达国家中却最糟糕，这种现象表明日本经济过于受出口影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需要通过搞活占GDP70%的服务部门才能得以消除。
此外，今后日本即使像美国奥巴马政权提倡的绿色新政那样，设定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针，要实现这一方针也不仅需要优良的技术开发能力，还需要有将技术能力与社会需求有效结合在一起的高水平的商业服务。这些服务的形成是日本的亟需解决的课题之一。
需要更为准确的生产率国际比较
因此，在提出有关日本经济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方面，服务部门生产率研究十分重要。然而目前尚有诸多困难和问题，为导出具体产业政策所需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尚不充分。笔者在另一篇调查论文（注1）中也指出，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以往是从（1）明确分析对象（服务生产的定义和测算上的问题）（2）经济服务化的状态与影响（3）生产率决定因素的分析等方面推进的，但是，对于第（1）项的服务生产率如何测算，尤其是不同性质的服务如何比较，仅此一点意见也不一致。
但这是个重要问题，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政府出于重视服务生产率而参照的生产率国际比较的合理性（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服务部门的生产率相当低（注2））。实际上，日本的服务提供者和研究人员不断指出，日美在提供服务的性质上存在差异，根据没有反映出这种性质差异的统计来比较双方的水平是不准确的。关于这个问题，财团法人日本生产率本部（原社会经济生产率本部）根据最近的问卷调查发表了有关日美服务的性质与价格比较的结果（注3），这类调查的积累反映了生产率研究有望进行更为正确的比较分析。
此外，关于第（3）点，如何才能将需求的变化与生产率的变化分开进行分析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测算问题上，服务的产出大多用营业额（或者是附加价值）来计算，但是，这一数字作为投入与产出的技术性关系的生产率即使不变，而根据需求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价格的变化必定有所增减，因此需求函数呈现怎样的形状也必然会对分析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市场处于不完全竟争状态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要想分析生产率决定因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对此，笔者在拙文（注4）中利用普林斯顿大学Melitz教授提出的方法，在假定垄断竞争的情况下对日本的百货店和超市的生产率进行了分析。对于其他各类服务产业也需要纳入需求的影响展开分析。
不仅如此，作为与第（2）相关的更为根本的问题，对究竟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服务化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分析，是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时不可或缺的。这与经济服务化是否带来被称为Baumol病（注5）的长期性宏观经济层面的生产率增长停滞这一问题有直接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Buera and Kaboski(2009)（注6）将重点放在服务消费的扩大与各产业的专业化高技术劳动者的作用，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服务化做出了尝试性解释。他们的理论模型显示出，专业化高技术劳动者的增加使服务生产从家庭转向市场，对劳动供给（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使用）和对所占份额不断扩大的产业（护理福利产业等）的补助金问题等给予政策性影响，表明Baumol病并不能完全归结于经济服务化。他们的模型能够大致说明美国服务生产的高技术化和技术溢价的上升现象，但是这在日本的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是否也适用呢？或者，假如他们的模型无法圆满地解释日本的经验和现状，那么，什么样的模型能够圆满解释呢？这些疑问还需要通过研究来回答。
积累提供具体政策建议的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由于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危机迟早会结束，迎来经济复苏，那时世界局势并不一定再次回到以往以国家间巨额贸易收支不平衡为前提的状况，可能性也很小。为了能在新的世界经济中求生存，同时为了摆脱当前经济不振的局面，日本必须搞活服务部门，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为此，必须积累能够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