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国的研究，不仅关注促进经济迅猛增长的改革开放政策，由于西部地区发展落后带来的地区间差距日益严重等阴暗面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今后是否可以得到解决或改善？求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进一步加深理解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地区间差距的演变和现状
中国从1978年12月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按照邓小平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首先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经济。但是如果说从这时起，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距一直持续扩大至今，由于看法不同，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当初广东省和福建省等沿海各省的相对收入水平不一定很高，按时序看一看各省的人均实际GDP的波动系数（标准偏差/算术平均：相对分散尺度），到1990年左右为止，一直偏低，其后沿一定水平推移（注1）。也就是说，相对来看，中国各省分别收入水平在整个80年代差距缩小，90年以后差距也并未明显扩大。即使比较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省之间的差距，1978年（5134比538：人民币）和2003年（33667比3280:人民币）双方差距基本上都是10倍，没出现很大变化。但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在持续扩大，这正是问题所在。
另外，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下降，与此同时，地区间生产率增长率的差距也固定下来，因此，如果不改变现状，收入差距在将来也几乎没有缩小的可能。作者的分析也证实，比起80年代，90年代的相对收入水平与TFP水平的相关性有所增高。要实现消除差距的目标，重要的是搞清各省和各地区间的生产率增长率差距是由于什么原因形成的。
市场经济化和对外开放是否扩大了差距
正如改革开放口号所显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引进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外国资本的对外开放政策。简单地说，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从广东省等一部分地区开始阶段性地引进了这些政策，使市场化程度、贸易依存度、引进外资额等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距，从而导致了增长率的差距。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扩大，通过向内陆地区引进外资，可以期待落后地区迎头赶上。但是，实际上果真如此吗？实证分析的结果，中国的市场化对生产率的影响，既有显示出正面影响的，也有观察不到有意义的相关性的。这里虽然有测定市场化本身很困难，缺乏确切性的原因，但使市场经济化与提高生产率相联接的原因对推算产生了影响。
另一方面，根据Lardy（1998年）的研究，中国式的阶段性市场经济化阻碍市场淘汰低效企业，产生了诸多问题，未必带来了有益的效果。关于对外开放程度也有必要慎重考察，如果使用正式统计来计算和比较贸易依存度（贸易额/GDP），由于地缘学上的原因，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似乎可以很好地说明生产率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但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也存在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的增长率并不高。贸易（特别是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效果，正如Chuang（1998年）以模型所表明的，不仅由于规模，而且由于贸易对象的生产率水平和贸易品种结构会产生很大不同。如此看来，期待改革开放向内陆地区扩大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未免过于乐观。要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的效果，其条件是什么？怎样才能具备这些条件？这才是应该讨论的问题。
内陆地区发展的条件
那么，内陆地区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呢？一般来说不难想象，基础设施不足和教育水平不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教育，比较1982年与2000年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数可知，地区差距基本上没有消除，最长的北京（1982、2000年）与最短的云南（1982年）、贵州（2000年）之间的差距，从4.0年扩大至4.15年（林，2001年）。
此外，正如Young（2000年）指出的那样，国内各省间的贸易在改革开放时期反而减弱，这对内陆地区非常不利。即使如此，在地缘学上不利于海外贸易的西部地区，本应可以通过与国内先进地区进行贸易以求赶超，但是，中央向各省分权带来了各省保护本省利益的政策，成为目前严重的差距固定下来的原因。除此之外，搞活农村地区也是必不可缺的条件。实证分析结果也显示出，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性。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及城市容量，不仅农业现代化，而且如果不在市场经济中搞活曾经从人民公社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不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就不可能缩小差距。
关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当然有深刻的理解，在2005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为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提出了各种方案。但是，实现缩小差距与各省预算上的制约和既得利益相抵触，而且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划拨预算进行朴实无华的长期活动，实施少做政治秀的政策。因此，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理解其必要性，但要真正实现却是一场政治上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