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90年代称为“失去的10年”。笔者认为实际上“这十年日本曾多次面临变革机会却没有实行改革，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从90年代的政策失败中，我们认识到一点：实行零利率也好，大量投入资金也好，经济一旦陷入通缩萧条，将很难再次振兴。90年代日本政府投入的补正预算总额达120兆日元，但是，并没有达到创造持续性需求的目的。
其结果是财政状况日趋恶化，由于经济萧条而被迫倒闭的企业日渐增多，以至于大多数日本人丧失自信。这种现象又成为国民消费心理低落、GDP增长迟缓的原因。在就政府决策提出建议之前，笔者想就最近媒介热中报导的关于认识“变革之难”的问题，稍做探讨。
“道路4公团民营化推进委员会”最终结论的意义
1) 委员长的辞职理由
在欧美国家，当委员会成员意见难以统一时，就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方式。要求委员长主持公道。当委员长的意见属于少数意见时，委员长既不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排除多数意见，也不会坚持要达到全体通过。因为他们知道全体通过和多数表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像这次的道路民营化问题那样，当主张继续建设高速公路的“推进派”和主张控制建设的“慎重派”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委员长采取折衷方案进行调整，以达到全体通过的方式，是不现实的。欧美国家的委员长则会趋向于根据自己的判断争取多数表决。决不会出现委员长由于拒绝多数表决而辞职的现象。因为人们认为委员长基于这种理由辞职是“孩子气，不光彩的事情”。今井委员长认为委员长方案必须是最终报告案，提出将两种意见都写进方案中，并以“多数表决是对议程管理的不信任”为由而辞职不干了。日本媒体对今井委员长的“老年任性”并没有多加指责。执政党的头头们表示“由外行讨论最终方案是可以的，但并非必须执行”、“政府和执政党还将继续协力建设高速公路”，地方自治体的首脑们对最终方案也表示反对。可见，相关人士中，没有人真心接受该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新闻媒介往往难以真正传达国民的声音。
2) 年轻人的反应
就这次今井委员长的辞职，笔者听取了一些30多岁年轻人的意见。日本青年深深感到“实行世代交替的必要性”。特别是当听到一些和今井同年代的自民党派系首脑们发表的“今井同情论”时，就更加确信“这些人不引退，日本就不会有所改观”。结构改革不仅仅是产业、规则以及经营的改革，还包括人员的改变。人员不变，将什么都谈不上（当然老一辈中也有一部分相当出色的人物）。小泉首相的“全盘委托”方式应该受到责难。有的青年表示“年轻一代要承担建设不必要的高速公路所欠下的债务，他们不可能支持今井的意见。至于今井的辞职，年轻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还有人说“也许是因为若不建设高速公路，钢铁销售就会下降，所以才绝对不能偏袒慎重派的吧”。还有人认识到“经团连会长的想法原来是这样”后而感到惊讶。
一位青年对我说“我们30多岁的一代不得不面临快要超出偿还能力的700兆日元的借款。而70多岁的头头们所考虑的日本今后30年的规划，和被迫面临沉重借款负担的我们所考虑的今后30年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我们不需要高速公路，也不希望再增加借款。或许我们将来连养老金都享受不到。作为日本财政界人士，今井是制造借款的人物。所以，希望他今后多多考虑如何还债，而不是如何花钱”。还有一位年轻人无奈地说“那些70多岁的人终生都是现役，似乎打算一辈子都担任要职。在日本，年轻并没有什么价值”。目前，日本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精力充沛，而年轻人却委靡不振，丧失了希望”。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笔者的心情和年轻人一样，希望不要再给下一代增添更大的负担。
日本的烦恼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不过它也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资产通缩问题严重，每年土地价值总额要下跌70～80兆日元；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理的延误；零利率政策引起的机构投资家运营困难问题；失业率不断攀升的问题；就业困难引起的自由职业者增多的问题；出生率下降问题；自杀者增多的问题（1980～2000年的20年间，自杀人数增加了50%。尤以45～55岁以及30多岁的独身男性为多）；社会医疗费负担增加的问题，等等。
1) 年轻人的烦恼
30～35岁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经济繁荣的时代。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日本一直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跟这一代人提泡沫经济时期的话题，他们也只会感到茫然。说“那时候真好”，他们也无法理解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据说，A君每天都得加班，他有时真想辞职不干了。可一到这种时候，他的师哥就会劝他“过去我们工作非常辛苦也没有辞职，而是一直在等待。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了今天啊！所以，你最好不要太性急。不辞职，坚持到最后，才会有好结果哦！”不过，A君真想反驳师哥。他说“在以前的日本，只要耐心等待，就会有美好的人生。我们的父辈只要耐心等待，就有机会爬上部长的位置，公司分配的职工住宅就会变得更加宽敞，出差时也能够坐头等舱。而我们这一代呢，或许我们将来也能混个部长当当，但是即使当上部长，我们也不会有公司分配的职工住宅，或许出差时也不得不坐经济舱”……
2) 年轻政治家的烦恼
自民党执政出现了一党执政现象。尽管大呼“改革”，但是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自民党派系的首脑独自装成弱者的看法。他将经营不善的企业和力量薄弱的企业搅和在一起。将银行视为恶人，将无法偿还融资债务的企业视为“弱者”。提倡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先生认为，日本经营者应该像美国人那样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一旦民营银行的经营者像欧美国家的银行那样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从成本和利益不均衡的企业抽回资金时，媒体或政治家就会指摘“银行的社会责任”。若是追究这些矛盾，那些老一辈政治家就会说“从二战后的粮食困难时期到日本人都能吃上白米饭，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不分昼夜干出来的啊。在美国人不买日本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在拼命努力啊。我们过了70岁也不能退出一线，是因为日本人口稠密时期出生的这一代太靠不住呀。想到我们退出一线后日本将面临的局面，我们就无法那么简单地退出呀”。目前，在自民党的税制调整工作中，参加税制改革的主要是平均年龄80岁的老将们。他们对自民党年轻人士提出的税制改革持否定态度，因此，国民对他们是否能够实现税制改革表示疑问。目前的现状是，许多年轻议员都希望想办法做好自民党税调工作，却无法进行改革。在自民党的政治家中，50多岁的人属于年富力强的一代。不过，将50多岁的一代看成是年轻人的也就只有日本了。
由中公文库出版的《失败的本质》一书的作者户部良一等6人认为，日本兵在二战中惨败，是因为“尽管环境发生了变化，却没有能够改变组织结构”。书中说，之所以没有能够改变组织形式，“是因为日俄战争这一过去的成功经验起了阻碍作用”。
世代交替
加快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固然重要，但是目前日本存在的问题是“具有成功经验的老一辈拒绝世代交替”。那些将战败后的日本从发展中国家引向先进国家行列的日本的企业战士、政治家以及来自政府机构的官僚们，人老心不老，不思引退，也不给年轻人以“成功的机会”。银行一旦陷入经营困境，就采取“提前退休制度”，欲将那些并没有过错的年轻人排除在外。90年代的政策失败经验告诉我们，今天日本陷入的困境，是投入资金也难以摆脱的。那么，还有什么振兴之路可走呢？──世代交替！将那些具有10年乃至20年实际业务经验的30多岁、40多岁的一代从杂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加入到经营者行列。运用他们那“即使失败也来得及挽救的年轻活力”重振日本。这种时候，要将百折不回的精神运用到重新建设日本的事业上来。为了重振日本，需要年轻人的勇气和胆量。为了实现梦想，需要勇往直前的年轻人的活力和智慧。同时，还需要实行思惟方式的转换。如果保持和过去同样的思惟方式，我们将永远无法从目前陷入的困境中解脱。当然，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老一辈。我们大大欢迎老一辈和年轻人拧成一股绳、共同参与重建日本的事业。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要再摆老资格”。
银行经营班子的年轻化
笔者认为，应该停止对银行经营层的责任追究了。像当时围攻大藏省一样，日本媒体正在继续对银行的围攻。大藏省由于几年前的丑闻而遭否定和围攻，因此而丧失其信誉和威信。在媒体的攻击下，日本银行的信誉也降低了不少。金融大臣说是要追究银行经营者的责任。银行的现有经营层并不一定就是致使土地价格下降、不良债权问题日趋严重的罪魁祸首。但是为了实现经营班子的年轻化，必须实行经营层的世代交替。在这种时候，应该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不追究老一辈的经营责任，对其表示“长期以来，您辛苦了”，并适当增加退休补贴，使其能提出“由于个人原因，主动要求辞职”的申请。也就是说，是否应该营造一种“光荣退出一线”的环境呢？
不过，据金融厅和财务省的朋友们介绍，在日本不可能出现以上的情况。欧洲的大型企业实行经营班子交替时，不像日本那样感情用事。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争执会对公司的信誉不利。而且，退出（经营班子）的人也知道自己还有今后的人生。因此，不会采取类似连人格都否定的行动。因为其目的是实行经营班子的交替，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采取支付退休金和补贴的方式以圆满解决。欧洲企业将这部分补贴作为必要的经费处理。在日本，当老一辈退出一线时，或许还是附加一个条件的为好。老的经营班子退出之后，希望不要作为顾问再留在公司。经营班子离开后，董事以上的银行干部要实行年轻化。为他们提供与业绩相关的股票期权，并让其制定事业战略计划。
最后，在实现银行经营班子年轻化之际，对于那些因反对过去的银行经营班子而辞职的优秀人才、银行合并时成为裁员对象的50多岁的具有经营能力的人才等，应该考虑给予他们再次受聘的机会。笔者认为，将那些被“轮回式人事”排除在外的优秀人才的聪明才智运用到日本银行的振兴事业，和实现银行经营班子的年轻化决不矛盾。
历史留给我们实行改革的时间已经不多。由于实施困难而不提出建议只会延误改革。作为最后的机会，我们应该打出最后一张牌，实施世代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