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下的低出生率对策 着眼于能够灵活工作的环境

　　一直以来，针对低出生率的对策主要着眼于积极支持工作育儿兼顾，但实证研究显示，创造能够灵活工作的环境更为重要。积极促进平日夫妻的时间共有等，构筑工作与生活相协调的社会，以促进出生率的提高。

　　人口减少的社会已经到来，低出生率对策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来在低出生率对策中，不仅要研究什么方案能够有效地提高出生率，而且还要研究追求怎样的社会发展方向。举例来说，创造一个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才能的社会也是改变低出生率的一种理想对策。

　　也就是说，应该重视低出生率对策的"质量"。那么，这种质量与关于低出生率的理论、政策及实证研究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在与出生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方面，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的理论非常知名。他的理论由两个相关联的理论构成，其一是被称为子女质量的理论。不管子女也好劳动者也好，所谓质量意味着教育及健康等"作为人才的质量"。

　　子女质量理论假定父母把子女的幸福视为自己幸福的一部分，因此，该理论认为越是想花费高额教育费及抚养费给孩子以高质量的生长环境的父母，越有少生孩子的倾向。按照这种说法，如果政府采用减轻教育费及抚养费的政策，那么就可以期望在不损害教育及抚育质量的情况下，使人有生育更多孩子的倾向。

　　儿童津贴也是在形式上减轻一个孩子平均所需费用，但由于是用途不受限制的收入，所以津贴并不一定能保证提高孩子的质量，在这一点上与减轻质量费用的对策是不同的。

　　贝克教授的另一个相关理论是机会成本的理论。举例来说，如果为了抚育孩子而离职，使现在和将来的收入减少的话，这就成为育儿的机会成本。如果该成本很高，那么女性就不会生孩子而会继续工作。

　　如果完善工作与家庭很容易兼顾的环境，即使生孩子也能够继续工作，那么由于机会成本减少就可以期望出生率提高。休产假及充实保育所等支持工作育儿兼顾的对策，可以说就是以减轻该机会成本为目的的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总研主任研究员池本美香设想的质量与此不同。她把选择生育并抚养孩子的父母带给人们丰富的纽带看作是质量。

　　池本女士重视的政策不是仅仅使生育孩子的选择对父母有利，而是通过父母与子女关系及与当地人们之间的关系，父母也学习抚育孩子，在与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中获得克服劳累的喜悦，其结果能够创造一种人们之间相互支持，具有丰富纽带的社会环境。

　　在存在虐待儿童等现象的社会，很难说像贝克教授假定的那样，父母以孩子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因此，要重视缔造一种社会环境，父母与子女共享共同成长的喜悦及乐趣，结果不仅使作为抚育者的父母感到幸福，被抚养的孩子也会感到幸福。

　　池本女士举例说，寻求充实保育所的政策，由于保育时间的延长削减了父母的育儿时间，无意中从父母那里剥夺了养育孩子的喜悦。因此她强调父母享有亲自充分抚育孩子的权利，并应为此进行政策支持。

　　笔者与池本女士的思路并不矛盾，通过实证表明了实现与工作育儿兼顾的支持政策相同的工作生活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协调）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对遭受低出生率冲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国的分析。虽然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全都经历了生育率的降低，但在此之后，各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特别是80年代以前，女性就业率越高的国家出生率就越低，但在8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逆转，在9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就业率越高的国家，出生率也越高。

　　笔者将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1980年以前就促进女性就业，在1980年时，25—34岁的女性就业率高达80%以上，在维持这种情况的同时，扭转（丹麦）或者维持（瑞典）了相对较低的出生率，至今已经有了较高的出生率。

　　第二类是荷兰与英语圈各国（美、英、澳洲）。女性的就业率在1980年以后也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出生率有所增加（荷兰、美国）或降低幅度有所减缓（英国、澳大利亚）。

　　第三类是日本与南欧各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与女性就业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急速下降，曾经较高的出生率现在很低。

　　这种差别可以认为是由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差异所导致的。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一种是通过自由工作时间制及高质量的短时间工作（在日本被称为短时间正式员工工作）的普及等，来实现使人们可以灵活地工作的雇用方式及供职方式。荷兰及英语圈的各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休产假与收入补贴及充实保育所，支持育儿与就业兼顾，这种方式正在北欧各国取得进展。日本及南欧各国在两方面的改善程度都很低。我们利用这两种工作生活平衡的实现程度对OECD各国进行了评级，通过对这些实现程度、各国的就业率的变化和出生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搞清楚了如下事实。

　　第1，一般情况下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会导致出生率的降低，但在能够实现灵活就业的社会出生率并不会下降。这一点被看作导致荷兰及英语圈各国与日本及南欧各国之间出生率不同的原因。

　　第2，对育儿与就业兼顾的支持在女性维持高就业率的国家中，为恢复和保持出生率做出了贡献。这主要是北欧各国得出的结果。

　　第3，从统计上来看，灵活就业方式的实现程度对出生率变化的影响力要比支持育儿与就业兼顾的影响力大两倍。

　　这些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将重点放置于完善保育所及休产假等工作育儿兼顾的支持与儿童补贴上，日本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对策可以说是将重心放错了地方。但是关于休产假的政策，在如果离职就很难复职的日本，笔者证实对提高出生率是有效的。

　　但重要的是实现灵活工作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要大于工作育儿兼顾的影响。日本在这一点上极为落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欠缺努力。实现灵活的工作方式表面上看上好像与解决低出生率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它使工作生活的平衡变得容易实现，同时又不会损害生育孩子所带来的喜悦，还可以降低为养育孩子而失去职业和收入的机会费用，减少难以做到的必须边工作边育儿的心理负担，从而它对维持和提高出生率做出了贡献。

　　在工作生活的平衡中，除雇用及劳动力市场的理想方式等社会性的侧面之外，还存在个人及家属选择怎样的工作方式以及家庭生活方式这一侧面。在笔者的另一项研究中，通过对日本偶女性的面板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对是否生第一个孩子与第二个孩子的愿望存在很大影响，影响妻子的婚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就是夫妇日常用餐方式与闲暇时间的共享，夫妻的对话时间，丈夫承担的育儿任务的比率等日常生活方式，相反丈夫收入带来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在这里证实了提高婚姻满意度能够增加生孩子的意愿主要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夫妇一起度过的时间的质量问题。

　　在问卷调查中作为生育孩子的障碍，财政问题是被例举最多的，因此国家政策往往无意中向儿童津贴等经济支持倾斜。但是，这种支持即便对提高出生率多少有点贡献，在不考虑质量的一点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欠缺培养下一代的眼光的政策。

　　今后也还有讨论应该实现什么样的质量的余地，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出社会扩大人们自己选择幸福的自由与选项，实现其中选择要小孩的生活与父母的精神充实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的现状中，与这种精神充实的结合被夺去了，可以说因此出现了生育率降低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