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六个月后再访日本，有一件事让我觉得非常意外。在今年春天的报纸上曾频频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对策”等字眼。而且，在杂志上，针对1997年接连发生经济事件（财政紧缩、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金融机构破产）造成日本的经济停滞，有人认为主要起因于需求方面的问题，也有人认为问题源于需要改革的“结构”，握有不良债权的银行及胆怯地回避重组的企业等供给面的缺陷导致了停滞，争论十分激烈。
然而，如今这一争论岂止是由热转冷，甚至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由于自民党总裁的选战，一时又燃起了是采用扩大需求的策略还是进行结构改革的争论，但最后却是以“抵抗势力”的全盘失败告终，这不知道是由于需求重视论者因绝望而懒得争论了呢，还是传媒认为读者已经厌烦了这一题目，或是如同自民党的议员大批跑进小泉所属的森派那样，日本的经济学家们都已经做出了只能服从于体制的判断，总之，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成为供应派一方支持者的天下。
但倘若说到通货紧缩是否可以因此而得到缓解，答案是否定的。由于量上的缓解，上个月的基础货币与上一年比增加了21%，但一方面货币供给停滞在1.5%的增长率上，一方面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却刚刚增至平时的5倍，达到30万亿日元。日本银行在10月31日发表的《经济、物价的未来展望及风险评价》中也预计在2004年全年，通货紧缩的状况都将持续。
好像通货紧缩和雷电与老头子一样，成为一种属于不可抗力的现象。日本银行的“评价”报告书中是这样写的：
为了摆脱通货紧缩，回归持续增长的轨道，经济的周期性复苏再加上针对债务过剩及雇用过剩等金融系统方面的弱点等结构性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取得进展，有必要调高企业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增长预期。
对经济增长负有最终责任的日本银行，将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进行对比，且不说这种做法没有将作为金融现象的通货紧缩与作为实质经济现象的不景气区别开来，由于仅仅着眼于作为对民众消费活动、投资活动产生影响的未来预期的“增长预期”，而完全不触及“通货膨胀预期和物价动向预期”，这可以说是供应派一方支持者的全面胜利导致的现象吧。（即便这样，由谁会相信通过消除过剩雇用，也就是说通过增加失业，就能够在一般家庭中深深植入“增长预期”呢？）
总之，今春来到日本时我还在回想着相当活跃的关于解决通货紧缩对策的讨论，我想到了去年秋天着手写作，今年2月又进行了修改的演讲原稿。听说RIETI的网页欢迎发表直言不讳的意见，与其将这篇多少会引起争议的论文埋葬在谁都不会去读的学会年报中不如将其一部分再次刊登在这里，我想也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吧。
除去为了明确文章的意义修改了两三处之外，完全是按2月份写的原稿登在这里，文中与当时状况相关的两三处现在可以不去管它，“引起争议”的部分应该是关于英国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的部分与有关发行国债的特纳学说的部分。讲演的全文刊载于《2003年理论经济学会年报》中。
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到底谁是问题
不管张三李四都会展开通货膨胀目标论，所以请允许我先就几点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其实，是否应该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并不是问题，日本银行的总裁不是一直在努力通过量上的缓和来使通货膨胀率由如今的负值提高到0%。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目标是否还能提高。更详细地说，围绕着通货膨胀目标的讨论，常常会发现几个应该区分开来的命题常常被混在一起。
具体来说，我认为必须区分下面的四个命题。
1．目前，是否能将通货膨胀的目标由0%提高到2～3%。
2．如果采用了2～3%的正的目标值，仅仅靠宣告这一目标是否能起到影响经济景气的效果。
3．作为日本银行使命之一的“稳定物价”，其解释是否能够灵活地扩展为“稳定（2～3%的）物价上涨率”。
4．先不管现在是否可能，以维持稳定的2～3%的通货膨胀率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则是否是令人满意的。
我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是：
1．可以。
2．仅仅靠宣告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或许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如果所有经济学家都发表“这确实会引起通货膨胀”这种大胆的经济政策的目标设定，则宣告肯定具有足够的影响力。
3．这或许有些勉强。不如干脆修订日本银行法，将政府设定目标通货膨胀率规定为制度，这不仅可以简化问题，而且还是使宣告通货膨胀目标发挥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一种手段。
4．是令人满意的。
通货紧缩与不景气，缓慢通货膨胀的效果
上述问题中第四个最重要。我虽不是英国布莱尔政权的全面崇拜者，但他的政策中我认为有一条是很成功的，那就是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的改革。他给予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以设定指导利息的权限，这可以作为管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段，与此同时，政府则设定作为政策目标的通货膨胀率。过去5年中的目标（因为在这一领域稳定是最重要的）是“稳定的2.5%通货膨胀率”。
资产通货膨胀是否应加在政策目标中呢，如果应加进去该以何种方式，占多大的比重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从日本经济泡沫、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以来，这愈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头疼的问题。如今在英国，由于担心住宅市场过热，从景气状态来看是可以调低利率的时候，但是也出现了举棋不定的状况。无论如何，作为政策目标，仅仅以不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物价为对象，维持稳定的2.5%的通货膨胀率是英国银行的任务。
应该强调的是，英国的通货膨胀目标是所谓的对称性目标。伊藤元重先生在《理解日本经济的关键词》中说明通货膨胀目标的一段中例举了英国、瑞典、芬兰、西班牙四国设定目标的例子，“所有这些国家都采取这一政策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33页）。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英国它既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是维持通货膨胀的手段。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花费同样的精力来防止通货膨胀率高于或低于2.5%。根据法律，通货膨胀率超过3.5%或低于1.5%时，银行总裁都必须向财政大臣说明原因。
在0%的目标尚且难以实现的今天，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以伊拉克战争为契机，石油60美元一桶的状况若持续两、三个月，倒没准会意想不到地成为一个现实的方案。不管怎么说，这与目前的政策问题无关，作为原则，是以物价稳定的0%作为目标，还是维持长时期缓慢的通货膨胀，到底两种方案哪种能够创造出健全的经济增长的环境呢？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讨论。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最初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如今的低通货膨胀率与经济的低增长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我认为关于这一问题在围绕通货膨胀目标的论争中还没有被充分地加以讨论。不知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但即便是完全搞清楚的问题，也还有必要就某些不同机制的分析进行探讨。
我们先这样来设定问题。如果2.5%这样一个明白清楚的政策目标被政府所采纳，同时被一定期间内（1-2年？）的实际成果印证，那么平素预期有2-3%通货膨胀的社会与如今陷于慢性通货紧缩中的日本相比，从总需求形成的观点来看，到底会有哪些区别呢？我认为可以考虑如下七个原理。
1．首先，谁都会说消费者的行为是有区别的。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状况：“虽然想换一个新的冰箱，但若等到明年的话，价格或许会更便宜，所以干脆再忍一年吧。”而在平素预期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则是：“若是等到明年发奖金的时候买，或许价格会上涨，干脆现在买了吧。”这或许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2．作为生产者，企业的计算是通过名义货币进行的。在持续的通货紧缩中，当厂家订立新产品生产计划时会想：“以如今的价格购入原材料，如果能以某一理想的价格卖出去的话倒没问题，但是到半年以后出货时，也许不降低价格就无法竞争了，这样一来不太划算，干脆不做了。”然而在通货膨胀的状况下，则正相反，以如今的价格水平购进原材料，若以半年后的水平买出，至少从名义上计算是可以获利的。
3．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调整利率这种金融政策完全是机能不全的。若是利率为零，通货紧缩率为2%的话，虽然还有2%的实质利率，但即便想降低这部分利率也无法降低了。若通货膨胀率由-2%转为+2%，那么即便实质利率为1%，名义利率也有3%，这样就还有实施改变景气状况操作的余地，金融政策的机能也由此得以恢复。
4．定期存款的利息越低存款反而不断增加，这种“逆供给曲线现象”是日本高收入层过高的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内在的逻辑是利率下降若不追加储蓄就无法达到一定的目标额。而倘若在2-3%的通货膨胀率下，如果能得到3-4%的利息，则谁都会成为某种程度货币错觉的俘虏，会对自己的存款更放心，也会出现一部分人将部分存款用于消费。
另一方面，如果是更为合理的持续通货膨胀，也会促使一些人做出尽快将货币转换成不会贬值的东西（尤其是土地）的判断。
5．如果长年保持2-3%的通货膨胀率，与如今在通货紧缩中所负债务越来越重难于偿还的情况相比，归还借款会变得更为容易。
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企业和个人，情况是一样的。在欧洲，六、七年前意大利的国债余额与GNP相比达到了130%，当时，对此如何处理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而最近虽然还比100%多一点，但却完全不是问题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财政改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欧元利率下降，而在收入方面通货膨胀的累积效果也作出了贡献。
然而通货膨胀带来的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解决目前的不良债权问题。如果消费者物价上涨的话，10年中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地价也有望回升，这样一来不仅作为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土地价值上涨，作为有问题的债权担保而属于银行的土地的价值也会上涨，这将有利于解除不良债权。
作为目前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难于将款贷出，而企业则因前景暗淡，连借入资金的自信都没有，到底哪方面更重要很难判断。根据日本银行2002年12月的短观调查，针对“金融部门贷款的态度是严还是不严”的问题，在大企业中，回答“不严”的比回答“严”的要多8%，而在中小企业中，相反回答“严”的要多出13%。这种状况几年来一直没什么变化。2001年8月发表的兴银调查部（今瑞穗产业调查）的《从企业一方看不良债权问题》中做出了如下判断：
若就因果关系的方向性来讲的话，并非不良债权导致了通货紧缩。由于通货紧缩的持续，不良债权不断增加，…略，所谓‘只要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取得进展，经济就会好转’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不仅仅是不良债权的余额，如果看看每年不良债权的处理额及新发生的不良债权的统计，也能发现证明上述说法的相关材料。总而言之，如果能使银行恢复到较为健全的状态，像现在这样将不良债权问题作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脱离常常忽视抑制通货紧缩的状态，就没有比这更好了。
6．伴随物价的上涨，土地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资产价格，即股票价格也更有可能上涨。日本的自民党议员虽然非常关心股票市场，但对股票交易员之外的日本人却不管不顾，股价几乎完全由外资背景的投资家出没的动向所左右。说是这么说，但在互持股份盛行的日本，股价水平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从而也对伴有借贷的新的投资准备产生影响。无论如何，与土地价格的变动不同，由于股价的变动每天都显著地出现在报纸的标题里，它成为衡量景气气氛——景气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未来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最后，在无论如何必须对实际收入进行削减的场合，如果是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实施起来就容易得多。而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削减公共养老金不仅对于国民，即便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对于企业也一样，如有可能都会尽量避免削减工资和奖金。而在通货膨胀的状况下，如果工资和退休金的涨幅低于通货膨胀率，由于上述货币错觉的原因，即便会有阻力，但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这种现象是小泉首相的护身符，与“结构改革”也有密切的关系。“结构改革”作为政治家的口号未尝不可，但若对结构改革两层完全相反的意思不加以区分，就无法进行有实质意义的讨论。第一层意思关系到放宽对经济的限制、要对竞争政策的理想状态、进入产业的条件、股票市场的运营、银行的国有化、公用事业组织的民营化及公司治理有关的法律制度等限制经济活动的各种制度的结构进行改革。
另一层意思是根据技术的变化、市场的变化、石油危机等相对价格的变化来改变产业结构。这是一个将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从利润越来越低的夕阳产业配置到前景光明的新产业部门的过程。
上述资源转移的机制有三种：
1．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逐渐衰退，利润和实际工资有所下降，最后被废弃，其从业人员则被释放到外部劳动市场中。先进部门中风险企业的业务和雇员都不断扩大。
2．类似农业、纺织业等主要通过世代交替的机制，只有老人留在夕阳产业中，本来应成为后继者的年轻一代不再继承父辈的产业而转入新的部门。
3．多元化带来的企业内部的资源转移，职工的再培训，配置转换。
上述这些方法都意味着相对工资的变动，有人受损有人获益，在通货膨胀的状况下，这种调整相对而言较为容易。在实行终身雇用制度的日本，第三种机制发挥着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大的作用。在第二种机制的状况下，也已经采取了《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等减轻社会及经济阵痛的政策。然而，随着市场作用加强，第一种机制通过外部市场来调整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认为不良债权是最大的问题的人们——即所谓的强硬的市场至上主义者——虽主张毫不留情地抛弃那些不景气的企业，但即便在发誓进行伴随“痛苦的”改革的小泉政府的时代，对于属于夕阳产业的夕阳企业，目前大部分意见也会倾向于尽量给予这些企业以生存下去的机会。对于这类企业，无论是银行家还是政治家，许多人认为，不管是成功地进行业务转换，或是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安乐地死掉，只要能够尽量减轻对社会和经济的危害就可以了。为了勉强生存而采取企业重组战略时不得已削减工资，也是在缓慢的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更为容易一些。
通货膨胀恐惧症的背景
破坏货币的价值、国债的价值对于国家来说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坚决反对正通货膨胀目标的势力为什么这么强大呢？有一种说法是战后高速通货膨胀人们还记忆忧新，但1975年时日本的记忆对于现在的经济机构来说相隔时间更短也更具参考价值，当时，由于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率曾一度上升到233%，但仅仅两年后，就成功地将其降到了一位数（受到同样程度的通货膨胀困扰的英国，用了6年才把它降低到一位数）。
与其说是担心出现高速的通货膨胀，不如说是思维中道义上僵化的一面更为强大。所谓僵化的一面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打破金融行政、财政的“规律”形同犯罪是不能允许的。
由于日本银行总裁速水先生是基督教徒，从克鲁格曼先生那里听到融通无效的说法。这且不说，他对通货膨胀论者似乎是望而生畏，无法全心全意地向通货紧缩开战。由于央行从商业银行那里购买国债的方式作为传统的金融政策得到承认，所以这一做法常用来调控市场，但不管是在日本银行、在财务省还是在政治家中都找不到对所谓的非传统手段进行探讨的人。在日本银行中，若通货膨胀率达到2%，利率达到4-5%的话，好不容易买来的国债的价值就会减半，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变得很可怕，银行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是出于自我保护。
然而，这并非仅仅是道义上的问题。其中还包含着很大程度的阶级利害关系。不喜欢侵蚀货币价值的通货膨胀，而对造成货币升值的通货紧缩不感到难受的大多是有钱的富人。此外，这些高收入阶层的人们几乎体会不到通货紧缩带来的失业增加、经济停滞、随时会被解雇等不安。他们欢迎进口中国的便宜商品，欢迎报章杂志赞扬的因国内竞争激化而出现的“价格崩溃”。
然而，或许会有人这样认为，日本人一般都很节省，储蓄意愿较高。这个国家不是有1400万亿日元的储蓄余额吗？因为这一金融资产几乎全部是定期存款，所以对来自通货膨胀的威胁并非只是一部分富裕阶层的人关心的事。但是，上述存款所有者的分布是不平均的。存款额最高的10%的人口拥有总存款的40%还多，而存款额最低的10%的人口的存款连总存款额的1%都不到。（总务省统计局《平成11年全国消费实况调查》）这虽然是失业率上升前1993-1997年的数据，从存款增加与负债减少的净值上看都是负数的（也就是说取出存款）人在20几岁的人中约占21%，而在60来岁的人中占26%（松浦克己《家庭生活调查、各地区动向调查中所显示的家族储蓄和消费、分配动向》，《邮政研究所月报》2000年8月号）。正是这一阶层的人希望尽早抑制通货紧缩状况，使经济变得活跃起来，从而增加自己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与富裕阶层的人相比，他们与政治家、官僚的接触是很少的。
抑制通货紧缩的各种手段景
很明显抑制通货紧缩必须采取“非传统的手段”。事实证明，从银行那里收购国债这种日本银行采取的定量缓和方式是没有用的。基础货币虽然去年增长了25%，货币供应却仅仅增长了一点点，银行的放贷却反而减少了5%。余下的钱几乎全部滞留在地方银行膨胀起来的日本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上。
在同一金融政策的领域中，所谓“非传统手段”具体是指什么呢？大家经常议论的是这样一种说法，日本银行、或者从日本银行筹措资金的政府大量购买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及股价指数连动型投资信托，如果股票或土地的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期待以及消费者的信心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对于所知甚少的领域，很难确定正确的收购量（深尾光洋提出的数字是每月五万亿日元。《经济学家》2003年2月25日号），对消费者的通货膨胀期待施加影响的机制也由于取决于其他不可知的经济环境的特性而遗留有未知因素，但这肯定比现在采取的央行购入国债的方式要好。
或者同样是采取定量的缓和方式，不过采取其他手段。一位英国的金融专家（英格兰银行政策委员会的原成员）认为，与其采取效果不明显的日本银行购入国债的举措，不如由政府从城市银行那里筹措资金，直接从非银行金融机关那里购买国债。买来的国债就当它作废纸也无妨，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困扰日本银行的国债价值丧失的问题，银行的资金周转也会转好。（Tim Congdon, Financial Times, 2001年11月19日）
此外，相当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英国产业联盟前理事长，《公正的资本》一书的作者阿代尔·特纳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非传统的”对策。他指出，恐怕没有人会对于必须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样一条健全财政的基本原理提出质疑。但要问它为什么成为一条基本原理，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如今引发通货膨胀本身成为目的，所以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进入的“圣地”。他提出不是通过国债，而是政府为了扩大支出，通过无利息、无法偿还的‘空虚债’从日本银行筹措资金来填补。与其说是金融政策，不如说是一种在避免国债余额扩大的同时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制造出所谓的“helicopter money（悬空资金）”的方法（伦敦日本商工会议所的讲演。JCCI Review， no. 22 Winter 2002）。
这虽是与财政的基本“伦理”背道而驰的提案，但决不是缺乏伦理正当性的提案。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过去三年间支撑着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就是消费者的消费欲。日本也一样，如果采取特纳式的方法将财政赤字从7%提高到10%，从而摆脱了通货紧缩的状况，消费者的信心也会恢复。增长率也可以从0回到2-3%的水平。失业率也可以下降，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也就是说使现在工作的一代人享受到通过抑制通货紧缩而带来的好处。没有道理将这帐单交由后代来支付。储蓄的价值降低这种“通货膨胀税”由这一代人来支付才是合理的。而这种通货膨胀税主要由存款多的人来负担，这一点与收入所得税的累进性并没有什么区别。
提到为了抑制通货紧缩而增加财政赤字，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公共投资，联想到向没有人居住的岛屿修建桥梁。第一，公共投资并非全部是浪费，还有很多有必要进行重建的学校和医院。第二，提高政府的支出并不仅仅是增加公共投资。将基本养老金的国库负担部分一下子增加一半或更多，等到经济真正走上增长的轨道，再考虑逐渐增加消费税。
与特纳所说的手段有类似效果的是当购买股票、购买土地等振兴经济的手段难以奏效时，深尾光洋提出的第二种方案，即“负利率”方案（《经济学家》2003年2月25日号）。由于现在的实际利率是2%，用他的话讲是国民“不加思考地”想要持有存款和现金。即便不这么贬低这种行为，国民拥有存款的行为作为个人虽是合理的，但从国民全体的角度来看则其成为总需求不足的一个原因，确实促进了一直困扰大家的通货紧缩的形成。这正是团体的合理性并非所有个体的合理性的总和这种“合成的谬误”的一个实例。作为对抗这种状况的策略“政府保证支付本利，针对现金、日元存款、国债、政府保证债、地方债、邮政存款、简易保险等余额以通货紧缩附加税率征税”。对于难以掌控的现金，则在发行新纸币时收取手续费，这相当于以同样的税率课税。采取这一方式还可以带来一种副产品即20万亿日元的税收，同时也可以刺激人们将家里的货币尽可能转换成“物品”。这确实是一个绝妙的方案，但是政府能否向选民推销这一方案还是一个大问题。政府应该采取的不是如今的在供给派结构改革先决论与抑制通货紧缩先决论间犹疑的暧昧态度，而是应该以抑制通货紧缩为第一政策目标，向国民说明通货紧缩的害处，进而说服他们支持政府采取相关政策，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走得通的道路。
还有一个“合成的谬误”是削减工资。作为市场萧条、业绩恶化的对策，针对工资实质上的上涨，企业采取削减工资成本的对策，这从各个企业的立场上来看虽然是合理的，但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只会加速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上升。如果经济团体联合会向自己的会员企业提出在今年工会的春季斗争中大家一起将工资提高3%的提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如果可以实行，在国内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对手全都经历了相同的成本提高，这一部分必然导致消费者物价的上升。我虽然在一年半前就在杂志上提出了这一方案，但我对这篇论文实现的可能性并非深信不疑（《我的“所得政策复活论”，摆脱螺旋式通货紧缩的方案》，《中央公论》2001年12月号）。有池田勇人这样精通经济的总理大臣，而且是在社会连带意识强大到“日本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大行其道的时代，或许有可能实现。政府自身不应陷于合成的谬误，而理应以“合成的”方式来看待经济整体，但是还是重蹈胡佛总统的覆辙，甚至连补助金都削减了，因此无法想象出现民间这种主导权。
还有一点难以想象的是日本的工会拥有使经团联产生这种想法的能力。秋天与金融当局的高官会面时我谈到了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当时读DORE先生的论文时，总觉得怎么写了这么多不合常识的东西，然而最近却总在想要是真能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就好了。只是日本的工会不行。要是工会能采取强硬态度提出要求也许会带来一些变化。”
本论文系由《经济理论学会年报》第40集（青木书店，2003年，88～106页）中所刊论文删改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