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政权的总括与经济政策的未来

被访者：罗伯特·阿兰·费尔德曼

采访者：鹤光太郎 (经济产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即将于九月份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使得日本国内改革派与反对势力的对立日益表面化。日前，围绕对过去两年间小泉政权所作所为（包括理索纳银行的实质性国有化、产业再生机构的设立等）的评价，以及今后政策转换的可能性、最近股价急剧上扬和长期利率上升的背景及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等，RIETI高级研究员鹤光太郎采访了摩根斯坦利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兼管理主任罗伯特·阿兰·费尔德曼先生。

鹤:
　　今天，想向您请教一些大家所关注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方面的问题，为大家认识和了解当前日本经济状况及其理想状态提供参考。从近期日本的经济状况来看，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今年4月份股指曾跌落至历史最低点的7000日元左右。最近，随着日元汇率上涨，股指大幅急速攀升，现已恢复到接近1万日元。

　　此外，长期利率也在急剧上升，这说明市场反映了人们对恢复经济的期待，请问您对于这种现象的背景及主要影响因素有何看法？另外，从股价上涨和利率上升的影响来看，股价上涨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利率上升却有可能引发国际问题并对资本损失、设备投资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除了刚才提到的问题，也想请您谈一谈，这对今后的经济发展趋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费:
　　对于股价的上涨和利率的上升，我认为最好分别从技术方面和经济指标方面进行分析。从技术方面来看，是因为对佣金返还的担心以及世界局势的恶化（例如伊拉克战争等）给大家造成的心理负面影响已经消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这对股价的影响尤为明显。

　　我想债券市场也是一样的。因此，与其说市场是从7000日元反弹回来的，不如说是恢复了正常。在经济指标方面出现几个新动向。其一，从景气指标来看，尤其是工矿业生产指数、机械订单数比预测的情况要好。工资指数的统计数字虽不稳定，但与一个时期相比，其下降速度有所放缓。由此可见，指标呈现若干正面动向。

　　从海外局势来看，伊拉克问题虽然前景尚不明朗，但已告一段落，美国、欧洲也开始出现要友好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向。尤其是巴以问题，应该说已经开始有所好转，因此不应过低评价这些因素给大家带来的心理影响。

　　与日本地理距离最近的北朝鲜问题尚未解决，但中国、美国都明确地提出希望向同一个方向进行努力，因此可以说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以上说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这两个方面都比预想的要好，因此对股价和长期利率起到了正面影响。

　　其二，从国内政治动向来看，三个月前人们曾纷纷议论小泉在九月份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可能会败北、或者必须要转换政治方向等，但现在这些议论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且没有出现任何反对阵营的候选人；即便是有，也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反对势力现在是处于防守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小泉改革得以尽快推动的概率有所提高。

　　此外，最近日本成立了产业再生机构。虽然目前尚未对任何企业开展救助工作，但从人员配置上看，该机构集中了一批非常有实干精神的人材，给公众的印象很不错。他们不接受银行以派遣方式送来的人，这一做法非常大胆，意义非常深刻。我觉得这种拒绝相悖利益的做法令人非常痛快。可以说，这也给经济指标的好转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也有几个费解之处。在看股价上涨的股票时，我会产生一种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些股票会上涨。例如，与网络相关的股票在不断上涨，但是否这些企业真的好到这种程度？

　　还有银行股。理索纳银行得到公共资金的救助，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救助所有的银行，但目前所有的银行股都在上涨。这可能是某种错觉造成的。的确，银行在短期内破产的概率下降了，所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但人们应该意识到，秋天政府还会有所动作。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银行股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鹤:
　　股价有时会上下剧烈波动，因此多少会令人担心。从目前状况来看，股价很难继续一味攀升。但从短期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正面影响？

费:
　　我认为是的。股价和景气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基本上是由于景气比预期的要好，才造成了股价的上涨。

鹤:
　　对于长期利率的这种变化，我想政府和日本银行已经相当紧张了。请问您对今后的发展趋势等是如何看的？

费:
　　我认为长期利率将继续上升，问题是会以怎样的速度上升。日本的通货紧缩尚未结束，所以很难想象会一下子上升到2%、3%的程度。

　　另外，由于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债券投资者认为只能购买债券的这种心理没有任何改变，依然存在潜在的购买欲望。所以，我认为长期利率总的发展趋势是上升，但在上升过程中会上下有所波动。

　　同时，如果小泉改革得以推进，日本经济将会趋向正常化。这样的话，债券市场也会正常起来，所以说总的趋势应该是上升的。

　　这里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就是逐步到期效应。现在的十年期债券，过了一年就变成了九年期。由于利率变低，会相应产生资本利得。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利得与尚未实现的资本利得、与因市场波动而产生的资本损失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还并不坏。只是如果发生经济恐慌的话，就比较令人担心了。

鹤: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谈一下金融以及企业再生方面的问题。刚才您曾提到理索纳银行，请问您是如何评价此次理索纳银行的实质性国有化以及日本当前的金融体系的？

费:
　　关于理索纳银行事件，在投资者中有两种说法，一曰“事故”，一曰“双簧”（笑）。

　　所谓“事故”，指理索纳银行的国有化是因会计师事务所的人自杀等事件所导致的。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十月份的竹中计划中，已经写入了后来发生在理索纳银行身上的事情。特别是竹中计划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对监查法人下工夫，使之发布更加准确的信息。而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双簧”。

　　至于今后是否会成功，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在当前的危机管理体系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只要首相不干预，就难以推动。我认为这是法律上的缺陷。为什么说要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政治问题呢？我觉得对于首相来说需要一种中性的东西，它要区别于干预的对象。

　　竹中大臣以及国会一定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人们从理索纳银行问题上搞清了当前制度的极端性——要么好到极端，要么差到极端，这就是个进步。

　　但是，由此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今后理索纳银行将成为“好银行”还是“差银行”。目前还不清楚什么会被归入“好银行”、什么会被归入“差银行”。金融厅刚刚进行过检查，他们似乎认为没必要再重来一次。但是，理索纳银行的新任经营者当然知道这并不够，因此决定选用新的会计师事务所重新进行一次自我审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鹤:
　　的确如此。

费:
　　他们要根据重新审查的结果，来区分开“好银行”、“差银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做得不错。

　　还有一点，理索纳银行进行了大幅度的经营改革。所谓的理索纳银行，本来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从旭日银行或大和银行的角度来看，会发现一些比较踏实可靠的人获得了提升。总共有一百人左右在管理岗位上消失了，可以说“严办”力度相当大，完全改变了原来的人事安排。

　　作为一个遗留的问题是，金融厅是否真的有管理的能力和意愿。因为金融厅中也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问题在于今后如何对理索纳银行旗下的两个集团开展工作。

　　现在国会也在质疑过去的处理方式是否存在问题，而对于保守派来说，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采取防御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竹中大臣口服心不服的问题会稍有缓解。无论金融厅的调查结果怎么说明“的确没有任何问题”，也没人会相信。我们不能说金融厅不好，但大原则是必须由能客观看问题的人去做。从这方面来看，日本的民主主义确实正在推进，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鹤:
　　的确，理索纳银行采取了委员会型的公开形式和美国型的治理形式，任用了公司外部董事，选用曾在JR进行过国有铁路改革的人做会长，这使得人们对它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刚才您提到在金融厅中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应该说在公司外部董事中，也有提倡改革的人和代表地方经济的人，他们之间也会存在若干差异，请问在这点上您是怎么看的？

费:
　　日本的道路民营化委员会也曾有过改革和保守两个派别，从人员比率上看，改革派偏多一些。至于理索纳银行的董事会，我有同样的感觉——改革派虽多，但也有保守派。我觉得这非常平衡。如果完全没有保守派的介入，反而会成为死水一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们借用了小泉的智慧。那就是尽管前进方向已经明确，但要广泛听取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推进，这种做法非常明智。

鹤:
下面还有一个与金融相关的问题，即应该如何推进企业的再生。在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新设立的产业再生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希望从利和弊两个方面谈一谈您的看法。

费
　　去年十月份再生机构宣布成立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持怀疑的态度。大家对它的意见虽然至今依然存在，但对这个集体还是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人们都认为该机构的监督组织结构相当好，配置的人员出类拔萃。只是该机构至今尚未开始具体行动。据说是因为银行不愿配合。我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但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我觉得目前银行还没有搞清楚“糖块”与“鞭子”。

　　“糖块”的确不错。特别是对银行采取的税制和对企业采取的税制。举个例子来说，以前银行放弃对企业的债权时，这部分资金要算做是企业的收益，企业是要纳税的，这令人有些不可思议。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取消，的确是件好事。

　　至于不足之处，我认为是再生机构与金融厅之间是否真的做到了通力合作。合作是有益的。但不合作也没什么害处，可能是觉得银行不参与也没什么问题。但我并不这么看。比如，再生机构想对某个企业进行救助，如果银行坚决反对的话，那么金融厅在下次的检查中就决不应该对银行贷款给该企业所形成的债权做出评价。

鹤
　　就是说应该更加严格一些。

费
　　有如此。但是目前金融厅对银行的要求尚不明确，所以银行也有所放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银行的想法与再生机构的想法相当不同。再生机构的想法完全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银行则是从“怎样才能收回贷款”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些不同世界的人之间进行交涉，有时会毫无进展。所以，要构筑彼此间的信任关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欲速则不达，哪怕多花一些时间也要出好活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鹤
　　您的意思是说，产业再生机构处理的第一个项目必须成功？

费
　　正是如此。

鹤
　　感谢您有关金融方面的阐述。目前有种看法非常普遍，就是在结构政策方面，宏观政策为应对现在的通货紧缩已经接近临界状态。虽然我使用了“结构政策”这个词，但“结构”一词到底指什么并不明确。我知道您正在从劳动市场角度对结构政策的方式进行研究，因此想请您介绍一下主要思路，另外，还想请您谈一下在劳动市场方面的具体建议。

费
　　您认为“结构”这个词比较“暧昧”，我完全赞同。至于劳动市场，实际上有两种——企业内劳动市场和企业外劳动市场，我认为必须这样区分。

　　在企业外劳动市场方面，举个例子说，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实施了若干政策。如放宽向企业派遣职员的条件，明确解雇条件和员工的权利等等，这是相当大的进步。以前的法律中没有企业拥有解雇权利这样的提法，我认为很不妥当，因为从这些法律中，又看不出没有这些权利。我曾觉得政治家们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现在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进步。

　　就企业内劳动市场而言，根本性的问题是是否能合理使用劳动力资源。最近我曾听过再生机构COO富山和彦先生的讲演，他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归纳。他指出，目前所存在的劳动问题不是劳动质量或劳动分配问题，而是使用不当。当然，水平和技能还是一定要提高的，富士先生的总结非常简单：假设某工人可达到的工作效率是100，那么当前的状态是工资70、工作效率50。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经营不善。如果能够创造一种激励机制，做到替换经营者、充分使用劳动力，那么就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将工作效率提高到70以上。这样一来，就可以相对简单地解决劳动问题，很多人可以不被解雇。我很赞成他的这种想法。

鹤
　　费尔德曼先生，如果失业者日益增多，失业保险等将会面临资金枯竭，现在日本银行已经提出了此类资金贷款的政策提案，请问您对所谓的“安全保障网”是如何看的？

费
　　据我所知，领取失业保险，是以其最基本的工资额为基础的，当然有时也会多领。既然是保险，那么就存在缴纳金额和领取金额是否平衡的问题，而且，既然社会要求必须缴纳保险金，那么缴纳的人和领取的人就应该平等地履行义务。但有时事实却并不尽然。这就需要予以改正。所以，第一，应完善制度，使之达成上述的平衡。第二，关于失业保险基金很快就要告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做法，或者是增加国民负担，或者是通过借钱来解决。由于现在不可能增税，所以只剩借钱一条路。有人可能会建议发行普通国债，但我认为可以发行一种特殊债券——失业保险债券。这不是那种用来架桥的国债，而是专门为失业保险提供资金的。如果日本银行能够买入，将加强与结构改革相关的货币供应量。

鹤
　　是啊，这就明确了资金用途。

费
　　是的。因为结构改革与金融政策必须同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行前面所提到的特殊国债，或者创造出新型国债，然后由日本银行购入，就可解决问题。如果发行的是用来架桥铺路的普通国债的话，央行是不会买的。

鹤
　　您说的非常清楚。下面想请您谈谈财政方面的问题。宏观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景气，但是，现在存在着许多财政问题、税制问题，赤字与债务高踞不下。请问应如何看待今后的财政体制问题？我想这会牵涉到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另外，最近在经济咨询会议等一些机构就未来相关制度的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费:
　　现在往往把税制从财政中剥离出来进行讨论。特别是最近关于是否上调消费税的讨论，对支出问题完全不加以理会，实在是匪夷所思（笑）。

　　问题在于为什么说讨论税制一定要和讨论财政联系在一起。其实咨询会议成立的初衷就在于此。目前在税制问题上，到底是咨询会议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或是执政党说了算，争议很大。我觉得由国会决定税制比较好，而由执政党来定的话则有点奇怪。应该以国会的税制委员会为主，发挥国会的作用。至于政府方面，我认为应该取消政府定税，因为政府眼里只有税。税制应该兼顾开支与岁出，因此我认为应让咨询会议去研究如何制定这种税制。

　　我想这可能会引起权力相争，但这毕竟不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日本的现状，所以还是应该由咨询会议来负责。这样，机构组织的问题便可得以解决。

　　至于内容问题，我认为必须从效率的角度改革税制。由于这样做势必会导致裁员，所以必须建立一定的促使人们去工作的激励机制。具体做法是：调高消费税，降低所得税。可以尽量降低、甚至废除所得税，或者将所得税降低到同一水准。此外，需要把税前扣除金额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另外，应调整利息所得税，征税时不要去考虑利息来自哪种金融产品。这已纳入财务省实施计划，我认为是一个进步，但其他很多商品也需要这种中立性。还有一点，日本今后将面临老龄化社会，因此必须降低行政成本。现在国税厅的工作人员大约有5.8万人左右。日本要求裁减25%的国家公务员，其中当然也包括国税厅。但即便如此，从人均的角度看（平均多少个国民中有一个国税厅的人），日本仍然比美国多，所以说负担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税收电子化。如果不能尽量多地利用电脑实现税费申报，简化税收程序，那么短时间内不可能达到减轻负担的目的。总之，应该利用高科技手段改变税收方式，并建立起一种具有激励作用的税制。

鹤:
　　我非常赞成您的观点。电子税收的前提是必须要有纳税人代码。

费:
　　绝对需要。

鹤: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一个更大的前提是国家财政。行政应具备相当高的透明度。另外，一旦作到了这一点，社会应该让人们受益。正如刚才您曾谈到的，降低所得税的税率是非常重要的。

　　福井新总裁就任后，日本银行调整了资产结构，购入了以前未曾购入过的高风险金融资产，给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以前日本银行对类似事情曾相当抵制。我想请您谈谈您对最近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的看法。另外，对于当前本质上的通货紧缩状况，用宏观经济学常识已经很难解释得通了，我想请您谈一谈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该采取怎样的做法？

费:
　　您刚才关于通货紧缩的观点非常有趣，从这个角度评价日本银行的政策只是观点之一。另一种是博奕论的观点，即必须从政策制定时的博奕角度来看日本银行的政策。我先谈一下博奕论的观点。速水、柳泽时期的日本银行和金融厅曾经一度处于冷战状态。当时双方都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但由于看法不一致，所以总是互相推诿：“你先开始！”“不！你先！”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很差。竹中大臣上任后，金融厅才开始渐渐接纳日本银行的一些观点，比如，利用贴现现金流动来看不良债权等，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囚徒困境”变成了“轮流坐庄”（注）。去年九月份内阁改革时，小泉首相曾五次提到日本银行与政府应协调一致，我想是他的这番话起到了作用。

鹤:
　　这番话激励他们努力合作。

费:
　　正是如此。我认为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所以，从博奕论的角度来看，日本银行的政策有所好转。那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又怎样呢？关于通货紧缩，经济学有很多种观点。这里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结构改革派和金融政策派。抛开财政政策派不提，金融政策派和货币主义者们一直在说，只要日本银行印钞票都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我们看一下这幅图就可发现，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参照图）。一般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上升，物价水平随之上升，但从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基础货币来看并非如此。P和Y的乘积是名义GDP，它目前一直在下降。一般情况是，日元上升、P随之增长，但很明显最近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只要M增长、流通速度就一路下降。货币主义者们看一下这张图马上就会明白：必须稳定货币流通速度。要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就必须改革金融制度；要改革金融制度，又必须对产业进行改革；所以说，结构改革是金融政策的前提条件。

鹤:
　　的确是一个很明了的关系。

费:
　　我们号称是结构改革派，但也有不同的分类，一般可以归纳成总需求曲线派和总供给曲线派。 结构改革派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供给过剩，因此只要减少供给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说当然亦无不可，但如果这样做的话，经济就会变得极为不景气。所以，只移动供给曲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移动需求曲线。如果同时启动货币供应量和结构改革的话，情况就会有所好转。所以我们主张，结构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是金融政策。我认为现在这两种派别已经形成。福井总裁属于结构改革派，岩田副总裁属于货币主义派，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实干的宏观经济学家，可以很好地理解对方的意见。现在他们都在日本银行任职，这意味着上述理论分歧的终结。在经营层面上，日本银行说要把产业再生机构的贷款、借款全部贴现，我认为这就是在把上述理论付诸实践。

　　还有中国的问题。要说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日本的通货紧缩，先抛开数字的计算不谈，我觉得问题是出在那些资源再分配比中国还要落后的先进国家身上。我这么说是有很多根据的，在贸易理论中经常会用到H-O（赫克希尔-俄林）模式。十年前贸易条件相等，日本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进行生产，出口日本商品，进口中国商品，二者大体上是均衡的。如果说在这十年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贸易条件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即便日本只向中国出口一点点东西，中国的东西仍会大量地涌入。比如雨伞等。这虽然是件好事，但日本国内生产雨伞的工人们却会失业。但是，因为贸易条件转好，所以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日本人不论在中国商品还是在日本商品上消费的数量增多了。也就是说，工业好转，但也出现了失业。

　　要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个办法。一是使贸易条件恶化，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即日元贬值政策；一是重新分配国内的资源，凭借新的贸易条件，使日本的商品更具特色。当然，后者的做法比较好。至于那些生产雨伞的工人，应该对其进行再就业教育，让他们能够在DoCoMo或者AU（日本著名的两家移动电话公司）工作。只有如此。虽然不很容易做到，但是比同中国进行汇率竞争要强得多。

鹤:
　　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在资源再分配方面非常落后，对此我记忆犹新。从银行催还贷款开始，企业就出现了失业的问题，因此抑制再分配等做法接踵而至。如果不能随机应变，就无法登上新的舞台。

　　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也曾提到，想请您谈谈对小泉政权的评价以及九月份总裁选举之后事态会如何发展。对此，您在访谈最开始关于股价问题的看法中已经谈了一些。在过去的两年里，小泉政权以及竹中大臣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您能就此做一下综合评价。另外，最近事态在向着相当有利于小泉的方向发展，想请您谈谈您认为九月份以后他将在自民党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还有，请问在改革的推进方面，您认为是否能比两年来的改革容易一些？

费:
　　首先，我认为小泉政权非常出色。因为在如此艰难的政治形势下，他们能够在若干方面（也许只是很细小的地方）有所进步。

　　针对金融问题，政府出台了竹中计划，把理索纳银行国有化，此前还进行了特殊检查，可以说监查越来越严格。银行则在这种影响下加强了自律，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财政重建方面，虽然有时要追加预算，且突破了30兆日元的国债发行限度，但是作为控制开支和岁出的一种手段，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财政结构方面，支出的内容有了相当的改变，而且公共事业支出在逐渐降低，所以也可谓是一种进步。

　　此外，地方财政虽然形势依然严峻，但是，非常难以处理的地方分权问题已经有所进展。尽管尚不理想，但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应该值得肯定。

　　其他如劳动政策等，尽管特定区域不多，但依然在推进。今后内阁改组时，可能会任用一些更能采纳意见的大臣，有望进一步扩大特定区域的范围，所以做为一种模式，可以在需要探讨的若干领域内逐步地获得成功后，再进行下一步。这已经实行了二、三次，可谓是相当适合当前政治状况的战略。报界及投资者常希望看到闹剧一样的对立局面，但事实上并不可能，因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是那个样子，而且不可能象撒切尔夫人一样让多数派留在国会里。从这一点上讲，日本的确做得很好。

　　至于秋季到来之前会怎样，我认为不会发生政策转换，而是会返回政策的原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绝大部分、或者说全体国民都支持小泉首相，这非常明显。即使是抵抗势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且会因为不愿失去自己的议席而甘拜下风。尽管也许是口服心不服，但他们也只有遵照小泉首相的吩咐去采取行动。我想在这期间，“首相哲学”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也就是说，制定并改善各种法律，让老百姓去做自己能做的事，让付出的努力都有回报。

　　在金融方面，我想政府可能会把对理索纳银行的处理方式当成一种试题题型，如果下次再出现类似问题，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作答。虽然不知道考试会出现在今年的11月还是明年的5月，但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在财政方面，地方分权将得到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目前在各个地方都没有得到解决，类似于废除文部省等做法对于地方分权来说是非常好的事，因为这会激化各都道府县之间的竞争，有效改善教育问题。

　　此外，我想政府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特定区域的范围。另外，小泉首相曾经要求产业再生机构进行合作，这种要求可能也会对银行提出来，我认为这会产生好的效果。至于地方金融机构，我认为根本上是供给过剩的问题，必须进行裁减。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后不会是政策转换，而将是政策提速。

鹤:
　　您对于教育问题的看法非常重要。这次谈话中您曾提到应提高企业工人的工作效率，我认为这关键是教育质量问题。现在整个日本都笼罩着一种不安心理，我想在这种时刻如果不能重振教育的话，是不能提高整个日本的工作效率的。有人说小泉首相的政策已经半途而废，您对于道路公团问题以及在公社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的邮政改革有何看法？

费:
　　根本问题在于政府下属的金融机构。两年来，在政府下属的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现在，金融厅承担了检查政府下属金融机构工作的任务，这些机构将必须接受检查，有所动作。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属于政治问题，所以我想可能会成为本次选举结束后一个很大的课题。

鹤:
　　感谢您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宝贵意见，使我们深受启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