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研讨最前线(2008年8月号)

日本外交的战略性课题

竹内行夫
外务省顾问

战略争论

  所谓“国家战略”一般定义为“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的方策”,我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增加“使国民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自豪感的光荣地位”。换言之,除了追求国家安全和繁荣的“国家利益”之外,还应追求“国家道德”。

  在思考国家战略时,前提条件必须是国民对于所追求的国家形象能够形成一个大体的共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反,如果在国家形象上达成共识,就可以决定政策的优先顺序以及国家资源的使用方式。

  战后初期,日本重视经济发展,遵行和平主义,其后全体国民达成了致力于全球性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这一国家形象的共识,并且在民主主义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有一种自虐性的观点认为日本没有战略可言,但是没有其他国家像日本这样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安全和繁荣,虽然没有冠以“战略”的名称,但却积累了诸如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日美安保、经济高速增长政策、节能政策、国际贡献、政府开发援助(ODA)、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等一系列战略性决策。

难道要从“世界的领跑者”变为“无关紧要的日本”?

  日本在处理各种国际问题过程中都处于先导集团的行列。BBC和马里兰州立大学实施的国际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在过去三年内连续蝉联“给予世界积极影响的国家”第一名,这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道德的表现。另一方面,近年也有舆论指责日本外交的国际性参与有所减少。其佐证就是日本参与ODA和PKO活动的成绩持续不振。

从战略性思考看问题

  从日本外交活动所需的战略性思考的观点来看,有以下五个课题。

【战略的前提是国民对国家形象存在共识】

  日本曾经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获得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这一时期在日本国内,应以非军事性国力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意识有所加强。ODA增长迅速也是由于存在这种国民意识。此后,日本国民所描绘的国家形象开始发生变化,ODA的优先地位逐渐丧失,全球性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的国家形象从ODA方面开始逐渐走向崩溃。同样,参与PKO的活动也陷入停滞状态。此外,日本传达给外界一种可能发展核武的信息之后,外国对日本的国家形象也难免发生变化。

【不仅要从点和线,还从要面和时间的角度看问题】

  以历史问题为例,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所谓“点”的议论就是日本国内的议论,而在与外国的关系中,除了日中、日韩等“线”的议论之外,还存在着“面”的议论,即旧金山和约的对象国——当时的同盟国的国际舆论问题。在从军慰安妇问题上,不但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的议会也通过了决议,然而日本却几乎没有报道。

【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意识和感情论难以成为战略】

  “主张外交”、“毅然外交”、“凛然国家”等都是有关外交姿态的“标语”,这些标语本身不是政策理念或者战略,仅靠坚决的态度无法维护国家利益。重要的是主张什么,而且必须将自我主张变为国际社会通用的理念。“毅然”和“独善”仅为毫厘之差。将改革安理会功能以适应现代发展这一国际社会问题作为“日本入常”的要求,这反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意识。

【需要正确的时代认识、历史感觉、国际形势认识】

  在后冷战时期,认为自由、人权等欧美价值观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多样化、国家之外行为主体的多样化和自我主张的表面化在不断发展,在后后冷战时期,这种倾向更加强烈,从全球来看,欧美的自由和人权在世界上并非是绝对的。例如西藏问题,从西方来看属于少数民族自决和人权问题,但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看是国家统一的问题,是适用于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国内问题”。

  价值观和行为主体的多样化

  在后冷战时期,认为自由、人权等欧美价值观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多样化、国家之外行为主体的多样化和自我主张的表面化在不断发展,在后后冷战时期,这种倾向更加强烈,从全球来看,欧美的自由和人权在世界上并非是绝对的。例如西藏问题,从西方来看属于少数民族自决和人权问题,但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看是国家统一的问题,是适用于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国内问题”。

  “后后冷战时期”的力量结构

  虽说美国单极世界是一个幻想,但即使在“后后冷战时期”美国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想这种力量结构暂时不会发生改变。在中东和平、WTO、地球变暖问题、反恐以及核不扩散问题上,剔除美国的国际秩序不可能存在,以美国为同盟国的日本同样处于战略性优势地位。将日美同盟应用于国际秩序的构筑上,符合日本的利益。

  国际社会中的力量相对化

  在审视力量结构的时候,应该留意国际社会上力量的相对化。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强制力并不能成为国力的唯一要素,资源、生产力、金融力量、文化力量、国民的向心力等要素也同样构成国力。经济力量向政治力量的转换在安全保障上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金砖四国”(BRICS,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的经济力量也为国力平衡带来结构变化。

  全球化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与竞争的激化

  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议论为我们提出了金融和安全保障的两难困境问题,然而即使存在一些安全保障方面的困难,促进经济和金融关系可以说是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发展的世界现实。其中,中国的重要性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国家都希望构筑或者强化与中国的互惠关系。日本也必须在与中国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前提下发展实利外交。高唱“中国异质论”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日本曾经率先于世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能否发挥作用促进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并推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协调?这是日本的课题。

【需要参与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意识】

  在海湾战争时期,缺少一种意识,即关心那些与日本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参与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消除恐怖活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防止地球变暖的对策、促进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型自然灾害时的援助、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在解决全世界面临的各项问题中,日本作为领跑者作出积极努力,参与制定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的规则,并为此投入国家资源,这些都为日本带来了国家利益。

结论 有必要重新构筑国家形象

  现在重要的是国民希望日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重新构建国家形象。福田首相提出了“和平协作国家”的构想,我本人也认为只有全球性民生大国(Civilian global power)的构想才是能够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形象。在这一点上如果能够达成共识,政策的优先顺序,例如ODA政策的定位及一般法的问题等就能够确定下来,外交战略也就自然形成。

※本文根据5月27日举办的研讨会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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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RIETI编辑部)

2008年10月30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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