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时隔五年恢复高层访问。布林肯访华因中国的侦察气球问题一度受挫，但美国政府一直保持访华意愿。尽管美国在国力上与中国保持竞争关系，但同时一贯寻求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什么拜登政府保持摸索与习近平政府的外交关系呢？
这背后不乏有拜登政府独特的平衡感。美国充分理解中国的崛起和一些行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但也倾向于把控双边关系不让其过度恶化，主张应该在两国间设置所谓的“栅栏”，建立对话机制。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关于中国和世界有比特朗普政府更为严格的愿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2023年4月表示，为了构建将安全保障意识纳入经济政策的新国际性协议，应充分利用少数国家间的合作（小多边主义）。同时强调产业政策，还进一步提及要保护美国劳工问题，留下了保护主义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方针是主导构建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型国际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开放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了不必要的增长机会，并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丧失了许多劳动者的选票，出于对此的强烈自我反省，在经济方面也开始考虑否定战后国际秩序的方式。
从长远角度看，拜登政府对中国政治和军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有很高的警惕性，而且希望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建立有利于美国利益和国际地位的体制。
这一想法通过来自美国的对华经济关系的严格管制也可以得到验证。虽然在表面上否定脱钩（经济关系决裂）不是美国的方针政策，但这并不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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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采取的方式可以说是基于某种战略构思。特朗普政府不惜与中国陷入对立关系，下令全面清查现有政策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政策方针时而让人感到困惑，既有谴责中国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方式、强调美国国力优势，也有交易为主的方针。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保持对华的国力优势，并扩大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可谓是霸权战略。主要措施有振兴科学技术、活用对中国的经济管制，以及重新构建以与同盟国、伙伴国的小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2022年国务卿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政府方针和政府高官的演说来看，在逻辑上经过深思熟虑，配置各种政策。
拜登政府之所以一直寻求与中国高层的对话，是考虑到如果发生冲突或危机，有可能失去对军事干预和经济成本敏感的国内外的支持基础。除了危机管理之外，甚至可能想讨论不断高涨的中国核武问题。为赢得民主党的支持基础，还有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推动与中国合作的想法。但是，从目前的对话氛围来看，与美苏冷战时期的缓和根本无法相比。我们看不到美国政府及其周边试图通过与中国进行一个大的交易，从而立即解除中美间的对立局势，实现稳定中美关系的苗头。
从具体行动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打出的组合拳。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没有访问台湾，而是与蔡英文总统在美国会面。看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的拜登政府和台湾的想法互相吻合。另一方面，台湾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都心知肚明，美国政府和议会在深化美台关系上的观点基本一致。
但意外的是拜登政府并没有把人权问题放在对华政策的正面。在国际秩序构想的大框架中，强调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但不会因此而避开与中国的外交。在选择合作伙伴上，也很重视印度和越南等市民自由受限的国家。
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不仅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还构想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虽然在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上宣布不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只不过是与欧洲和日本磋商后的结果而已。除半导体之外，将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列入最优先保护的名单中，对华的竞争姿态更为鲜明。
在寻求对话的同时，想必今后也会实施经济管制。即使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管制范围有限，也有可能通过总统令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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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华的战略性思维能否取得成效，就要看在短期内通过对话能否实现稳定关系。2023年11月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届时习近平访美和中美首脑会晤似乎有望实现（参照表）。
但是，中美对话对中国来说好处不大，取得的成果似乎也很有限。2024年预计举行台湾总统选举和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关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七国集团达成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具体化，由于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对华态度的不同也会遇到阻碍。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受美国强硬的谈判态度的影响，似乎也只能取得强化供应链等有限的成果。
从长远来看，尚不清楚会有多少国家支持美国提倡的新秩序构想。目前人们对美国的不满日益高涨，这源于美国无法摆脱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随着“南半球”的崛起，世界不仅会出现多极化，原有国际秩序也会不断被削弱。
缓和中美对立本身绝非易事。因为两国都制定了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战略，并正在调整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等国内政策。有人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陷入低增长局面，反而会导致中国发起挑衅行为。如果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态度不明，或许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日本短期内应该持欢迎中美对话的态度，同时通过日美同盟和多边合作奠定稳定的基础。从长远角度看，除了努力确立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外，还有责任维护自由贸易、重整国际制度、提出多层次的国际秩序构想，从而维护法治和经济全球化。
2023年7月5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