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创生、少子化对策、促进女性发挥作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减轻税率、接受移民等,2016年也有许多要讨论的政策课题。关于这些政策课题,国民不应在对政府的要求日益高涨的同时,却把制定政策完全信赖地交给政府,制定政策者自身也需要向国民进一步提高政策形成过程的透明度。基于证据的政策(evidence based policy)这一概念,正是在制定政策者和国民之间如何提高政策解释责任的问题上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启示。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学术研究成果被广泛地用于政策形成的证据,因此学术界的社会责任非常大。本文想深入探讨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学术研究与政策相结合的重要性。
意识到"学术的社会责任"的研究走向普及
我提议应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中普及"学术的社会责任"(academic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注1),我想强调,这样提倡的理由并不只是因为大部分研究活动都是依靠政府出资。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研究活动是我们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从事研究活动应对社会负责。而且正是因为研究得到了社会的支持,研究活动才能够持之以恒。我相信,通过每个研究人员自发并努力地从事负责任的研究活动,有助于加强对学术界的信赖和学术研究的长期发展。从过去连接未来的视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社会负责的研究活动有各种各样,笔者在这里想以社会科学的视点为中心思考对制定政策的参与。参与制定政策的相关活动会占用研究时间,因此研究人员往往敬而远之,自愿参与的研究人员恐怕不多。但是我想强调,依照我的短暂经验,加强与制定政策现场的关系未必妨碍研究活动。执笔论文并刊登在学术杂志上不是结束,而是开始。笔者积极并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政策形成现场发挥作用,通过向社会普及研究成果,加深与实际制定政策的负责人展开讨论,并从中获得了非常多的经验。之后这些经验进而又深化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就是说,在质量上深化了研究内容。
笔者认为,全社会都来构建这种正循环的相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人员对社会自发地采取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反过来促进自己的研究活动发展,形成这种自然的流程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商业界的CSR活动正在构建正循环的相互作用一样,在学术界也需要为了向更理想的状态发展,探讨每个研究人员的想法和新机制。
从政策到学术研究,从学术研究到政策
制定政策的困难就在于如何同时实现相反的政策目标,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连接学术研究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视点。从政策到实证研究的方向与从实证研究到政策的方向各自视点不同,后者必须拥有更为广博的跨学科知识。
检验政策效果盛行实证研究,讨论该政策是否带来了期待的效果。特别是辨别政策效果的因果性成为主要视点,需要严格的检验。如果可以得出政策效果强健的分析结果,同样的政策就可以作为适用于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证据。但是笔者想指出,在把实证研究的结果反馈给政策的过程中还需要新的视点。这里想阐述的是,从实证研究向政策转移讨论时,不仅要思考政策是否具有预期的效果,而且必须同时思考政策对其他方面产生什么影响。一个政策不可能对其他行动完全不产生影响。即使确实得到了预期的政策效果,也有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引起新的问题。尤其是形成了为达成某个目标的政策妨碍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结构时,必须在注意政策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推进讨论。
例如,我们使用图1思考一下集群与经济增长。正如图1中的红线所示,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集群经济具有提高生产率的效果。集群经济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的人口减少社会中也成为推进小城镇政策的证据。另一方面,集群除了可以提高生产率之外,可能还会引起通勤混乱和房地产价格上升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从少子化对策的观点来看,这些因素也许会直接抑制生育行动,或者由于工资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增加,从而间接地抑制生育行动。如果这种经济增长战略与另一个少子化对策的政策目标处于二律背反关系,就必须讨论如何在保持相互平衡的同时实现两个政策。
在从实证研究连接政策的过程中,能否看见无形影响非常重要,我认为除了自身的专业领域知识外,同时还需要广博的跨学科视野。减轻税率、接受移民等讨论也一样,除了是否能够达成本来的目的外,还需要事先广泛思考是否会发生其他什么情况。
培养连接学术研究与政策的人才:Cool head,but warm heart
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这一心情人皆有之,但仅靠热情很难改善整个社会,还需要有冷静的理论思考能力。反过来说,即使拥有了冷静的头脑,但如果缺乏热情和同情心,也很难改善整个社会。阿尔弗莱德·马歇尔教授的名言"Cool head,but warm heart"说的正是同时具备冷静的头脑和温暖之心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要想开拓日本的未来,需要依靠发展学术研究来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反过来全社会支持学术研究发展,构建利用这种正面相互作用的新机制也非常必要。为此,培养大量兼备学术研究与政策平衡的人才成为重要的课题,我认为今后学术机构和制定政策现场之间必须更加紧密地相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