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自民党安倍政权仍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推进政策。不过，保持高增长率的政策并不简单。在这里，笔者想从经济史的角度，阐述围绕经济增长的各种观点。笔者曾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论述过经济增长的历史特性，并指出，提高生产率并不一定能实现就业好转和收入增加，不仅要加强市场功能，还应关注企业的作用（注1）。在本文中笔者想首先回顾作为政策课题的经济增长、以及作为手段的放宽限制受到重视的经过，然后指出这种想法的局限性，同时补充说明考察企业作用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政策课题的浮现和放宽限制论的兴起
经济增长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实现的这一信仰似乎根深蒂固，从根本上来说，关注市场功能的意见是在削减行政成本问题和应对贸易摩擦的过程中被强调的。自从进入80年代以后，财政健全化开始成为政策课题，为了削减行政成本，以便获得纳税人的理解，逐渐形成了通过市场分配资源的方法效率高、简明易懂的认识。认为日本市场限制严格，具有特殊性，需要解决贸易摩擦的观点也支持重视市场功能的理论。而且经济界期待经济活动中的行政作用后退带来商业机会增加（注2）。在这些复杂交错的想法中承认市场功能有效的意见，催生了推进放宽限制的具体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放宽限制具有从不同于经济增长观点的角度提出解决政策课题的性质。
当然，从高速增长宣告结束的70年代开始，产生了把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视为政策课题的认识。从根本上说，财政恶化是70年代推进经济刺激政策的产物，而80年代的政策前景规划是，在经济运营时，把“制约增长的因素变得严峻而且复杂，在这种状况下不断实现优质增长”作为政策课题予以重视（注3）。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由于那时可以期待商业机会的增加带来新的资源组合，所以认为放宽限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从80年代起就已经潜在存在。但即使如此，这种理论之所以得到了广泛承认，是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后，面对低落的日本经济，把可持续性增长视为政策课题的认识得到了加强。考察其原因并不容易，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以日本的特殊性来解释增长迟缓的理论被认为具有说服力，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把具有特殊性的日本经济委托给本来应有的市场机制，以此来实现复兴。可以说，在财政健全化和解决贸易摩擦的过程中提出的放宽限制这一政策手段，从90年代以后，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一直受到重视。
认为基于放宽限制的成熟市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理论，可以整理如下。该理论使人想到，通过以价格为符号的商品交换，需求将向能够以更高的生产率提供商品的生产组织集中。如果实现了高生产率的生产组织被持续选择，那就意味着，GDP也每年持续上升。
不仅关注市场作用，还应关注企业的作用
不过，这种想法似乎存在着若干问题。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反映价格的信息是有局限性的。如果说，表示价格的信息只反映了部分商品价格或企业的社会性作用，那么就可以考虑，作为评价从事生产活动的组织的指标，可能未必有效。这样的问题尤其经常出现在股票市场。虽然资本市场的限制放宽，各种各样的金融商品上市，但如果倒钱活动的目的之一是利用价格波动收取差价从中获益，那么，例如隐藏在股价背后的设备、利用设备从事日常劳动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的社会作用等企业价值，对于买卖股票的当事人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这种市场的存在方式，是否正确地评价了企业的社会价值，需要重新考虑（注4）。
此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来说，只关注市场作用的思考方式，无法明确解释经济增长的机制。例如在1600年代的荷兰，虽然市场已经成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易，但同样不断发展市场的英国却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只关注市场的思考方式的局限性就在于无法说明这种现象（注5）。套用现在的讨论来说，即便通过放宽限制实现了市场成熟，也无法知道能否因此促进生产活动，带来经济增长。
鉴于此，另一种重要的意见关注的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劳动者进行合作的场所。经济活动的历史不仅仅是扩大市场，也是劳动过程组织化的历史，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是重要的考察对象（注6）。市场环境固然是左右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如何接受市场环境，并反映在生产活动中，则需要企业内部的人员来决定。怎样看待企业的这种作用，是重要的考察对象（注7）。或许我们面临的课题是，怎样以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社会的理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