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
5月23日以逃离北朝鲜为目的的五名北朝鲜人经由马尼拉到达汉城，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告一段落。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观点和看法:围绕着驻外公使馆不可侵犯这一点上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事件和政治避难案例的鉴别、日本政府对于政治避难者的政策、发生紧急事态时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日本国内对事件的责任追究和外交方面的谈判、外务省的信用问题、该事件对日中整体关系的影响等等，各种观点不胜枚举。每个观点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除了促成了五人的逃亡之外，其他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即使本稿将上述这些观点全部概括起来进行总结性的论述，也无法判断日中双方谁是谁非。笔者打算论述的是本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日本外交所面临的危机。
[ II ]
外交与紧急事态或危机总是处于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正因为平时没有加以注意，所以现在才暴露出两者之间的脱节现象。本次事件和秘鲁大使馆的人质事件一样，有时候驻外公使馆本身也会成为事件的舞台。正如美国发生的恐怖事件、"爱媛丸"沉船事故、吉尔吉斯人质事件等过去发生过的事件所显示的一样，有时候对于事先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件、事故的处理会突然变成外交上的重大课题。从事外交工作，就如坐在无法预测何时会喷发的活火山上一样。如何有备无患、准确无误地处理这一类紧急情况，是外交当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日本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多为不利条件。
令人担忧的第一点是外务省的体制问题。缺乏紧迫感、没有气魄。没有使命感、欠缺目的意识。软弱无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本次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外务省提出了各种批判，而外务省方面大概也有各种辩解的理由吧。但是，行政和政治一样，要对后果追究责任。如同川口外务大臣本身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得不承认，外务省对本次事件的处理，并没有体现出在处理紧急事态时应有的姿态，这一点很让人感到遗憾。目前，外务省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譬如，应该进行意识改革，以便更好地处理紧急事态或危机；应该进行培训教育，以便在这类事态发生时，能够采取恰当的处理措施等等。
令人担忧的第二点是民众对外务省的信任问题。在本次事件发生之后，某家报社进行了舆论调查。对"是否可以相信外务省"的调查结果表明，回答可以相信的只有20%左右。外交部门由于站在与外国进行交涉的立场上，所以在对外反映国内舆论的同时，也对内反映国外的舆论。由于这样工作特点，使得外交部门在国内得不到太好的肯定。这是针对解决难题的立场和主张而言的，而对事实的说明是否能赢得民众的相信，则是另外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了。虽说自去年以来外务省屡次发生丑闻，但是如此这般地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实在是事态危急。如果这样的状况不加以改变，当外务省发挥作用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涉时，将会受到牵制。
令人担忧的第三点是国内的反应。在紧急事态或危机发生之际，如果出现威胁同胞的生命财产或国家尊严的情况，那么，包括情绪过激在内，批判和反抗自然会达到高涨。本次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电视台通过播放极具冲击力的图像，大大地增强了报导的影响力。但是，越是紧急事态，越应该探明事件的本质，并作出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判断。问题是，在电视报导对社会舆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今天，如何才能作出冷静的判断？可以预见的是今后日本在对中关系的处理上，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中正孕育着冷淡和负面的成分。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之际对历史问题的提法，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情。而本次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政府高层提出了"以日中关系大局为重进行处理"的建议，但民众的反应似乎是逆反心理多于理解。
令人担忧的第四点是国际形势日趋不稳定性。暂且不论善恶，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际关系的稳定结构。然而，冷战结束已经不止10年了，至今尚未形成可称为秩序的稳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阿富汗的混乱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激化。不仅如此，日本所处的远东地区依然存在着部分的冷战结构。正如本次事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结构的继续存在，也孕育着不稳定且难以预料的因素。
[ III ]
在这样令人担忧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做到有备无患、准确无误地处理紧急事态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外务省实行改革，恢复民众的信赖。
没有民众的信赖，就无法开展外交。对民众来说，外交原本是难以理解的东西。它不是造桥和筑路，也没有退休金。它是非直观的。外交谈判的内容也不能够对外全部公开说明。牵涉到安全防卫方面的东西，靠的是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这样，在外交部门和民众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的不平衡性，因此民众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但正因为这样，外交部门才更应该竭尽全力让民众理解外交成果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外交的内容不能公开"这一理由，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并不是说在处理外交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时，要公开每一个过程，而是应该尽到说明的责任，阐明外交的目标，不断地和民众进行对话，以取得民众的理解和信任。若不这样做的话，就根本无法期待能够开展赢得民众支持的"强大外交"。
对于外交失去民众信任一事，还应该从外交方针的制度疲劳这一角度进行考虑。在冷战时代，外务省根据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的外交方针处理了各种事务。如果外交环境不发生变化的话，从外交连续性的观点来看，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急剧复杂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外交方针的实际内容是否符合外部环境变化的问题。对华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10年间，对华政策在日本外交史上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日中两国之间关系处理方面的问题了，而是日本在讨论对外经济政策时的最大争论点之一。在日本经济持续处于停滞的情况下，中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经济发展，其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如何和现在的中国打交道，是关系到日本在世界上如何生存下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问:对华政策是否适应了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
有一本名为《失败的本质》的书，它从组织论的观点分析了过去日本军队在各次作战中的失败。该书所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为：
"对一个组织来说，为了不断地适应环境，它必须做到根据环境的变化主动地调整自身的战略和进行组织变革。具有这种能力的组织被称为'自我革新的组织'。日本军队这一巨大组织的失败，就在于未能做到这样的自我革新。"
目前，日本的外交方针和姿态遭到了各种批判，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应该反复地想一想:"是否发挥了自我革新的能力？"。结论如何暂且不论，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思考如何进行这方面的革新。
如今的外交还有一点令人担忧的，那就是外交上会不会发生"通货收缩的恶行循环"。也就是说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民众对外交的不信任感和对政府的批判，使得外交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外交的开展因而变得更加困难，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民众对外交的不信任感。无论如何，必须设法避免这样恶行循环的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紧急事态或者危机时发生的失误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这就不仅仅是外务省命运如何的问题了。正逢国会全面讨论完善紧急法制以及印巴之间局势日趋紧张之际，发生了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并因此成了大问题，可以说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已经没有悠然进行改革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