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对华政策是当务之急

北野充
经济产业研究所 高级客座研究员

  最近,围绕中国的各种新闻很多。回顾今年年初以来,从向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发放签证开始,到因对华采取紧急限制措施而产生的贸易摩擦、历史教科书问题、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外交问题已经堆积如山。

  对华经济合作问题也成为议论的焦点。最近,日本财务大臣盐川的一段话成了议论的话题,他说:“从国民感情上说,在中国拥有原子弹并不断增强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日本仍然无条件地、不断向中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这件事总是让人觉得,难道ODA没有更好的用途了吗?”

  不断发展的“靖国神社”、“教科书”以及“紧急限制措施”问题,都是对当前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关于对中国提供经济合作的方式,也应该进行彻底的讨论。但是,当前这些围绕中国的报道与议论,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因为在一片议论声中唯独缺少日本对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的议论。给人的感觉是,最应该是核心的部分却有一片出奇的空白。

20多年来以支援“改革开放”为目的进行的对华经济合作

  围绕对华经济合作展开的批判有几个重要论点,例如中国的“军事大国化”和“经济显著增长”等,都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如果仅凭这些论点就指责对华经济合作一无是处,那么日本将找不到前进的道路,因为如何与地位日益增强的相邻大国——中国相处,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自1979年以来,对华经济合作一直是以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政策目的而实施的。1979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喊革命口号的中国还在人们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但此时的中国已经改变了方针,它决定引进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种形势下,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

  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余年。那么,今天应该如何与中国相处呢?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回顾迄今为止的对华经济合作和对华政策,就会意识到自1979年以来,作为制定对华政策前提的几个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笔者本人曾于90年代初有机会在北京工作。当时,分析中国内政的主要角度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情况。在中国的领导阶层中,围绕着以怎样的速度、在什么范围内引进市场经济存在着路线上的对立。但是,1992年邓小平发出了要大胆引进市场经济理论的宏伟指示,从而使路线斗争决出了胜负。从这时开始,人们都成了“改革派”。当时,日本决定采取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主要基于如下判断,即,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与紧张关系中,如果“改革派”势力在中国占上风,那么中国会比较容易相处。当然“改革开放”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后来的日中关系正是沿着这样的潮流向前发展的,而且这种倾向日益增强。

  第二,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进展。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日本曾围绕着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展开了种种议论。其中,作为批驳“对华强硬论”的有力论据就是“决不能让中国孤立”。但是,后来中国却以戏剧性的速度融入了国际社会。应该说,中国即将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都是其象征。今天,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的网络,只要没有意外事态发生,很难想像中国还会从中脱离出来。

  第三,反过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最初提出“改革开放”是在1978年和1979年,当时,谁都想像不到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到今天的盛况,中国企业会在世界市场上成为日本企业强劲的竞争对手。当时人们只是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获得成功,中国的经济水平或许会提高。但是,这一充满野心的政策能否在实际中继续实施,其政策效果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和规模得以实现都超出了预测的范围。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特别紧要的课题。现在看来,“改革开放”政策既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强调自己的主张,在经济上逐渐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但是,这样一些论点在当时都被认为是遥远的问题,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迫切的课题。可是现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我们已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现在正是根据中国的变化讨论对华政策的时刻

  在中国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遇到了种种挑战。80年代,诸多问题的发生曾动摇过日中关系。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1985年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987年的光华寮问题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曾使日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时有所动摇,但是不久就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由此看来,只要对日中关系的根本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方针,即使暂时发生了问题,也有迅速恢复的能力。所谓稳定的政策是指具有恢复能力的政策,“支援改革开放政策”也发挥了较强的复合剂作用。其中,对华经济合作作为“支援改革开放”的具体手段,而且作为日本向中国传递信息,即日本不会改变与中国相处政策的一种途径,发挥了复合剂作用。

  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方面发生了上述一些决定性的变化,“支援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性和复原能力都渐渐地减弱了,目前,日本人对中国的“恐惧”和“厌恶”在一天天增强。所以,现在已到了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讨论日本对华政策的时候了。

  为了使日中关系摆脱“过去历史问题”的牵绊,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日本究竟应该怎样做?为了在军事和安全保障方面建立起稳定而又相互信赖的关系,日本又应该做些什么?为了早日消除经济摩擦的根源,增强“有利”因素,需要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为了日中之间不仅是发展双边关系,同时还建立起一种能够共同解决地区问题及全球化课题的高质量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做?在亚洲实现地区大同的未来蓝图中,日中两国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于安全保障和军事方面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建立起更广泛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条道路能否行得通?如何与美国或东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以上课题?

  对上述一系列问题都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对21世纪的日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因为中国不感激日本的经济合作,或在“过去的历史问题”上言行过激而放弃日中关系。

2001年9月4日

2001年9月4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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