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还依然无法从围绕核电站的紧急事态中摆脱出来，但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同时，必须迅速开始采取战略性措施，尽快实现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复兴。
复兴不是单纯的复原，应构建新的社会体系，关于这一点大概没有异议。因为从受灾到救援暴露出了很多日本社会问题，而且遭遇震灾的地区非常广阔，超出了局部地区复原的框架，预计复兴也将长期化。对日本21世纪型社会体系的摸索，不得不以东日本复兴为中心课题之一来进行。
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以救援和处理核电事故的行政为主的社会体系功能大大低于国民的期待为出发点来看问题。但是从3月11日起，在这一个月中，许多人只是给予关注，并没有提出猛烈的批评。
"对于地震灾区的惨状，对于在避难所生活的人们的艰辛，对于为了控制住暴虐的核电站而拼命工作的人们的付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省略） 人们想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说的话一定很多，但是身处现场的是他们，虽然看起来他们很笨拙，陷入混乱，可是目前只能依靠他们，因为事故以前选择了他们的是我们自己。"（池泽夏树《不应怨恨春天》，《朝日新闻》4月7日晚报）
一个月以后，人们开始对现在的社会体系问题进行严厉地批判，这是必然的。但是，这不只是单纯追究责任或出于某种目的的批评，而应该是为了摸索在复兴中构建并支撑整个复兴过程的新社会体系。
执政党和在野党各自走向成熟
首先应提及的论点当然是政治行政的做法。作为追求"政权更替的民主制度"的第一步，政权更替后的新政权陷入混乱状态时，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大地震，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虽然很不幸，但是也许有无可奈何的因素。但是，在政府、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家们的动向中，可以看出与局势的要求相比层次低得多的企图，使人深感失望。
从根本上来说，向政权更替机制发挥作用的成熟的民主制度过渡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共同事业，以此为基础构建长期担负复兴事业的行政体系是当前紧迫的课题。
在我看来，很明显，民主党政权的运营能力非常不成熟，而具有长年执政党经验的自民党，几乎看不到作为在野党支撑日本政治过渡期的志向。
众参两院制的显现矛盾的"扭曲国会"至少要持续三年左右，当前的解决办法恐怕只有某种形式的"联合政权"。问题在于是作为权利欲与权利欲之间的妥协达成的低层次联合政权，还是民主党和自民党都成长为能够挑起"政权更替的民主制度"重任的政党，也就是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成长为合格的政党，因而在基本制度和规则也趋向完善的过程中形成联合政权。如果不是后者这样（至少后者因素占优势）的联合政权，就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也无法在复兴中发挥作用。
为此，最低条件是，限定以下次大选（或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为期限，明确规定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如果假设政界重组，就应在下次大选临近前（不是在大选刚结束后）进行，并达成协议，新政党在接受民意审判的基础上，在下一个四年期间，执政党和在野党各自发挥作用。连政权由众议院多数派担当这一原则都不承认的权力之争决不能再继续出现。
政府行政部门、企业部门和第三部门
另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第三部门（广泛包括非营利组织、各种公益法人、合作社、地缘组织、社会性企业等）的新分工合作中，如何构建能够根据市民和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服务的体制这一问题。
如同以前的"大政府"及福利国家时代那样，投入政府资金、提供服务都以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外围组织）为中心的体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被迫从根本上转变。但是，不投入公共资金，强硬推进依靠民间提供服务的狭义"民营化"，这种初期的"粗野的新自由主义"只在有限的领域产生效果。
在投入上全部由政府资金包下来，依靠民间（企业和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的制度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即业务委托合同、指定管理者制度和凭单（准市场）制度等。
不过，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只允许特定的公益法人经营特别护理养老院、保育园、医院、学校等的体制，不可能回应时代的需求。实际上，排队等待进养老院和保育园的人数一直处于有增无减的状态。
另外，几个遭受震灾的地方政府，政府机构本身需要重建，但是在重建时，只聘用市政执行官（city manager）及其助理几个人，行政活动全部委托给民间企业，以这种形式创立的新地方政府Sandysprings（美国乔治亚州）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事例。
最后，关于地方社区也不应只是单纯地维持现状，恢复原状，而应该大胆摸索能够在今后几十年发挥作用的新方式。街道居委会和地方政府等地缘组织在此次震灾中确实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表面上全体居民参加，与行政之间维持着暧昧关系，能够摆脱长期衰落的趋势，成为复兴中的重要主体吗？
根据对东北六城市的街道居委会的最近研究，有90%以上的家庭加入的街道居委会减少到了80%，许多街道居委会主任指出了"干部人手不够"、"会员低生育率老龄化"、"不参加节假日传统活动"等问题。（吉原直树编著《防灾社区的基层 东北六城市街道居委会分析》御茶水书房，2011年3月）。
即使要维持一家一票的原则，也应以自由加入和透明决策为前提，不能安心于"公共团体"等模糊的性格，应追求作为最扎根于民间的非营利组织的新模式。在这种追求中，从以往的那种公益组织向新型公益组织（为包括非会员在内的整个地区做贡献）转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而且，应像福冈县大野城市的事例那样，设立以带薪职员为中心的事务局。与行政的关系也有必要从不透明的委托或补助的关系，向主要基于政府资金全包的业务委托合同转变。
最后，笔者还想指出，在复兴初期，虽然来自外部的义工和第三部门组织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但是，在今后的复兴中，重建和创建无数为灾区居民提供就业的企业和第三部门组织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