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的积累，动态学一般均衡的数值分析和结构推算，逐步成为能够对政策福利评估做出实际贡献的方法。这个政策评估方法的核心在于，无论是对家庭经济还是对企业，都把焦点集中于实际上的决策人。只要对其意识追根寻源，也就能够从提供各种社会功能一方的角度，重新审视纵向结构的行政形态。
政策的有效性和结构推算
近年来，应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推算方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以往，获得数据的人首先试图进行的，就是把想加以说明的变量（从属变量）返回至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独立变量）。相对于这种“诱导型”的推算，“结构”推算则追溯到决定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决策主体，试图找出决策主体所面临的问题本身。
例如，让我们思考一下某地区的家庭经济消费与其现金余额的关系。如果把每个月的数据收集起来，可能就会发现消费与现金余额具有相关关系，即使按地区分别收集数据来看，也会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因此，举例来说，如果把消费返回至现金余额与收入，就可能得出正的系数。这就是诱导型推算。
另一方面，结构推算专家是在建立家庭经济决定消费、现金和收入三者关系的理论后，推算出该理论的模型。在研究每月的消费时，认为家庭经济可以把收入作为前提条件来决定消费水平。为满足消费的现金余额决定后，剩下的就作为储蓄。因此，推算公式是消费／储蓄函数与现金需求函数，进行推算的参数是时间选取率和现金提取成本。
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也许是逆向关系，也许由于有第三个根本原因而只是在表面上呈现相关关系。识别这些情况对于选择正确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如果不加分析、盲目地接受诱导型的推算结果，就会以为只要向家庭经济发放现金，消费就会增加，但实际上也许绝大部分现金都会被用于储蓄。
明确指出结构推算对于制定政策非常重要的是所谓卢卡斯的主张。即使观察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规律，也不能把该规律作为绝对前提来制定政策。这是因为，政策本身有可能改变家庭经济和企业的行为方式，导致该规律崩溃。在这方面，今井、有村和片山（2001）的解说事例丰富，具有启发性。
政策的优先顺序和一般均衡
结构推算注重于弄清在家庭经济或企业实际上做出决策的主体。但是，即使只限定于经济方面，家庭经济和企业也是极为多面的领域。不仅有消费、现金和收入，还有资产、就业、教育、健康、住宅、企业选址等等，家庭经济在多种多样的领域做出互相关联的选择。试图弄清家庭经济决策的结构推算，其最终目标就是把影响福利的全部家庭经济资财都纳入研究范围。与此相对应的是“一般”均衡模型框架。
虽说把能想到的全部资财都纳入研究范围，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例如，对于教育投资决策，花生的价格大概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在进行实际推算时，集中关注于可能最有密切关系的资财和经过适当分类的资财。不过利用一般均衡的框架来进行思考，比改善结构推算更具有政策上的意义，这就是排列政策的优先顺序。
比较与评估不同领域的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以民主投票来决定固然好，但是向投票人提供不偏不倚的正确信息非常困难。如果能够由国会和政府做出正确的评估当然也很好，但是弄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引起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争夺战。
针对进行决策的经济主体的探讨，可以对该问题做出前后一致的回答。家庭经济或企业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中，究竟如何判断应重视哪个方面，从哪个方面能够得到利益，从价格和他们的行为中可以推测出来。
例如，对企业来说最大的帮助是改善技术开发环境，还是减轻纳税负担，或是提供信用保证？总算能够用数值做出评估的是结构推算方法。从经济学家的见解和数据集成的现状来看，这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对近期未来的政策评估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无限的政策目标与有限的资源
对于尝试政策评估的人，一般均衡框架要求的另一个有益的训练（discipline）是对资源有限性的感受。虽然也许不存在无益的政策，但是无论什么政策都需要费用。除非资源像泉水那样源源不断，否则，在某些方面有益的政策有可能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
保护特定产业的政策有时会给其他产业造成损失，因政策蒙受损失的有时甚至是至今还不存在的主体。如果一个企业破产，通过利用得到解放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创建新企业，延长本应破产企业的寿命，就是牺牲了这种具有潜在意义的事业。
在目前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对政府服务的个别功能展开的讨论，往往比政府服务的终端受益者的整体福利还受重视，关于政府服务的供给情况，或者关于其价值的缺乏客观性的评估得到优先。应把焦点集中于终端受益者的家庭经济和承担商品生产的企业本身，利用价格这一信号测量资源的稀有性和有用性，这种评估政策的方法才是迈向所谓“合理的预算审理”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