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面貌的改变
为了适应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不断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欧美金融机构领先于其他地区，把业务模式、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等金融业务的基础构造改变为全球化管理模式。同时为了克服因设立跨国组织而带来的收益结构的不透明化等副作用，还在全球层面进行了把利润中心与成本中心明确分开的尝试。在此之上，通过活用全球化信息网络的威力，在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悉尼等各据点之间进行实时的信息传递。
作为利润中心的前沿部门正在纽约的华尔街、伦敦的伦敦城或加那利码头、东京的大手町、丸之内、日本桥、虎之门、六本木周边地区、香港的香港岛、新加坡的Raffles place和Suntec city设置办公室。另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应用IT削减成本方面竞争的激化，作为成本中心的后勤部门在新加坡、印度的孟买及班加罗尔等地进行离岸外包的情况也在增多。这种部分利润中心向吸引人的国际金融市场集中与成本中心离岸外包相结合的模式，使维持品牌与削减成本可以并行不悖。
金融市场的历史
现在以100年为单位的长时间轴来考察一下世界金融市场的历史与变迁。在美国，1830年以前是费城，此后一直到现在的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纽约发挥着金融中心的作用。但是，如果纵观欧洲金融市场的历史，就可以注意到，金融中心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情况非常罕见。13世纪在意大利最先登场的金融市场在15世纪和16世纪转移到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到了17世纪则转移到法国的巴黎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进入18世纪，英国由于产业革命带来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国内金融需求扩大，以及由于承认外国人可以拥有土地而带来了资本流入，在这两个因素的牵引下，欧洲的金融中心转移到伦敦。这样就可以看出，每隔约一到两个世纪欧洲金融市场的中心就会转移。
到1940年左右，在亚洲一直是上海在发挥金融中心的功能。但是，随着中国的共产主义化以及日本领先于其他亚洲各国实现了战后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京确立了作为亚洲地区金融中心的地位。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香港和新加坡开始崛起，但是正如现在在国际金融现场依然经常使用的NJA（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一词，以及依然有很多跨国金融机构的亚洲总部设立在东京所显示的，东京的地位依然没有动摇。
这样，东京、伦敦、纽约三个金融市场分别担负着统领亚洲、欧洲、北美金融市场的责任，而且这三极还通过坚实的渠道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向外辐射型”的框架，发挥着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结构的作用。
但是这一东京、伦敦、纽约三极金融市场体制是否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参考前面考察过的欧洲历史，如果从以100年为单位的长期观点考虑，东京作为亚洲地区金融中枢的功能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是其功能转向其他城市，使现有的三极金融市场体制的框架发生重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日本整体的金融经济产业政策。
金融市场的分类
如果从金融市场的历史背景与当下肩负着的责任的视角进行考察，那么金融市场就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第一种是“本国经济兴隆型金融市场”。这一类型的金融市场在近现代经济史中屡见不鲜。随着制造业的发达，与制造业相关的贸易、运输、通讯、服务等产业也发达起来，在相互促进的效果下，金融产业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从而使金融市场得以成长壮大。现在的东京和纽约就属于这一类型的金融市场。
第二类是“外国资本诱导型金融市场”。这类市场见于近年来的新加坡，是指那些存在国土狭小、天然资源匮乏等不利因素的国家，作为国家战略，通过完善法律、税制、建筑、信息网络等从软件到硬件的社会基础设施，有意识地吸引外国资本而建设起来的金融市场。近年来的迪拜也属于这一类型。
第三类是“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这一类型的典型是英国的伦敦。伦敦是在产业革命时由于本国经济的繁荣而扩大、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因此从市场形成上来看，是从上述“本国经济兴隆型金融市场”起步的。但是在此之后，由于伦敦对外国投资者持宽容的态度，因此在英国内部的制造业衰退之后，它转变为“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并将其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到今天。
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伦敦
1999年，在欧洲引进新货币“欧元”时，曾有人警告，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国巴黎、瑞士的苏黎世等都有可能从英国伦敦手中夺取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伦敦战胜了衰退论，继续作为欧洲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而持续发展。
尽管英国不参加欧元，但1999年英伦银行发布的从旧货币向新货币的换算程序书（Conversion Procedure）却得到广泛的参考，这可以说是伦敦继续保持自己欧洲金融中心地位的象征。
伦敦市场的法律制度以概念基础为主轴，通过英语这一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语言、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主干的现代时区、围绕金融的产业，即教育、艺术、广播、信息、软件等的相互作用，形成知识集聚型的市场。
而且，为了使跨国境的人员流动更顺畅，配置了东南西北加中心的共计五个机场（希斯罗、盖特威克、斯坦斯特、卢顿和伦敦城），并通过欧洲之星列车与法国和比利时联系在一起，都市战略取得了成功。结果近年来作为欧洲企业筹措、运用资金的据点，作为来自中东的石油货币流入的目的地，以及作为随着俄国经济复兴带来的剩余资金的接受者，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伦敦呈现出活力，其规模已经超过纽约市场的规模。
高度信息化社会与取代可能性
我想使用最近信息社会学中常说的“取代可能性”概念在此进一步进行深入的考察。所谓“取代可能性”，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事物遭遇到取代该事物的可能性”。由于现代社会正在转变为高度信息化、过剩流动化的社会，因此可以说取代可能性正在急速提高。受其影响，家庭、学校或公司等人际关系的基础，正在从“数量虽少但自古以来牢固的人际关系”向“数量虽多但却是现代形脆弱的人际关系”转变。这一变化发生在全球各地。
“取代可能性高的物质”也就是“容易被其他所取代的物质”，价值会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的物质、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的个人、具有“独一无二的魅力”的土地等的取代可能性很低，所以具有特别价值的有吸引力的事物，就成为高度信息化社会中生存竞争的胜利者。
在高度信息化的初期阶段的讨论中，由于虚拟金融市场的发达，金融交易没有必要受场所的限制，金融据点会无止境地向更低成本的场所转移、扩散，从而出现了现在的国际金融市场将会衰落的预想。但实际上，在金融机构的组织中却出现了与预想稍有不同的现象，即“利润中心的前沿部门”与“成本中心的后勤部门”向不同方向移动。
进行同一水平、同一方式作业的后勤部门业务，由于土地取代可能性高，因此通过离岸外包的形式转移到成本低的地区。这是与预期相符合的发展。但是负责贸易及市场营销的前沿部门，由于销售的就是业务自身的特性，即只有自己才具备的“低取代可能性”，因此就会出现不断向有吸引力的金融市场集中的现象。
日本的金融市场战略
看准这一现象，下面将东京与地方城市分开来考察一下日本金融市场今后的战略。
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α：东京
东京要想维持在亚洲地区最活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前提条件是完成伦敦走过的路程，即实现从“本国经济兴隆型金融市场”向“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的转变。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东京有必要实现转变，但没有必要成为伦敦的复制品”。
前面已经说明，伦敦的发展模式是以自己独特的魅力为基础的。东京为了维持亚洲地区金融中枢的地位，就有必要向吸引前沿部门的“低取代可能性的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转变，也就是说要确立全球知识集聚型金融市场+α（灵活发挥东京自己的特征）金融市场。
吸引后勤部门业务：地方城市
某美资投资银行2004年度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建立了后勤部门业务据点。据说是在新加坡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几个候选地中最终选择了格拉斯哥。现在该据点拥有800名员工，处理美国和欧洲的事务。但是日本的现状是，在地方城市建立后勤部门业务据点的构想至今还没有被讨论。
在日本的地方城市中有一些城市拥有先进的教育研究机构和优秀的人才资源，只要能够获得优秀的经理，就可以在日本的地方城市建立开展金融机构的后勤部门业务的据点。一说到金融市场战略，总是只注意前沿部门的业务，但是在地方城市建立后勤部门业务的观点，对于制定日本金融市场的战略方案，今后将成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