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能够取代“结构改革” 的具体的改革口号

饭尾润
经济产业研究所 研究协调官、高级研究员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加深了经济形势的不透明性,有人提出“在危机时刻,不能让结构改革削弱经济力量”。但是,政治领域对于“结构改革”的内涵并不明确,这是因为研究人员的措辞和政治领域通用的措辞之间存在着差距。如果不对政策论争中的措辞加以整理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政策提案在执行过程中完全背离初衷的结果。目前,有必要区分结构改革的内涵,提出几个具体的改革口号。

结构改革的内涵是否明确?

  “结构改革”一词用起来很方便,它有时给人一种“通过大规模改革,日本将会得到改观”的印象,有时又让人感到是“崇洋媚外者试图改造日本的阴谋”。可以说,在政治家们通用的水准上,对结构改革内涵的理解还存在着混乱。

  经济学家对于结构改革或许存在一些共识,即:公共事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过高,结构改革是要力图改变这种状况;结构改革是指政府不再花大气力扶植生产率低的部门,而是要通过政策促使资金和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

  但是,小泉首相所强调的为重建财政控制国债发行的方针,能否可以称为结构改革呢?为处理不良债权而投入公共资金将使财政状况恶化,能否说这就是与结构改革背道而驰呢?恐怕未必如此,结构改革之所以称为“结构”改革,恰恰因为事态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单纯理论来解释。

“研究分析中的简洁模式倾向”和“政治领域的敌我逻辑”

  明确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必需的,问题是主要内容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为制定政策而进行研究分析之际,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将事物单纯化,将事物套进简单的模式中的倾向,这本身并不应该受到批判。不过,如果说许多分析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成立的话,在适用于现实之际,就必须充分地认识制约条件。但是,类似“如果这样,就会那样”“其它情况下可能会这样”等解释只会使人更加糊涂,缺乏吸引力,所以,通常在进行政策提案时只提出结论。

  如果只是这样,事情并不复杂,问题是政策提案一经提出,即具有政治色彩。在这个世界上,与其说难以排除“敌我”关系,倒不如说是在这一原理之上成立的。政策提案被简单化后,其结论独立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至于模式的制约条件、模式的内涵则变得无关紧要了。如此一来,政策执行者就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政策的实质内容任意加以诠释。

  由于这种政治力学的作用,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形:有的人利用通胀目标论,批判“小泉政权顽固坚持结构改革,导致经济恶化”;有的人则认为通胀目标论是有利于结构改革的措施,恰恰是日本银行不采取通胀目标,才导致对启动财政的期待值增大,阻碍了结构改革。

“因利害关系而对立的政策”和“因正确而对立的政策”

  为防止分析简化后可选择的政策方案变得模糊不清,有必要区分“因利害关系而对立的政策”和“因正确与否而对立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明确了因利害关系而造成的政策对立的契机,反而会在选择政策时达成对现状的共识。政策需要花费成本,如果明确其成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出利害关系的对立图式。

  当然,即便达成了“最好实行通货膨胀”这一共识,还存在着通胀目标政策是否有效这样政策正确与否的意见分歧。不过,这样一来,议论的焦点就应该转为是否准备承担尝试风险,以证实政策的正确与否。这一讨论还可以与“因没有更好的措施只好甘心忍受通货紧缩”的意见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政策无效,则必须对不断持续下去的通货紧缩有所防备。如果这样做的话,在正确与否的争论中就不会出现“二者只能择一”的局面。

制定政策论争的辅助线

  山岸俊男教授针对“信赖和安心”进行对比,出色地阐明了现代日本社会体系中利害关系的对立情况。与社会体系由放心阶段必然会过渡到信赖阶段相比,在政治领域中,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通过信赖和安心的竞争,以政策改变社会这一侧面。

  这种围绕社会体系的竞争,有可能替代围绕政党和政权的政治竞争,因为它是发挥民主政治功能的必要条件。或许应该将政策中“正确与否” 领域的论争限定为特定领域,而必须扩大“利害关系对立”的领域。

  为此,应该整理政策论争中的措辞,即制定“政策论争的辅助线”。笔者采访了各领域的专家,针对政策论争背后的“思考方式”“价值观”等进行了探讨,开展这些基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制定这条辅助线。采访工作已经作了很多,笔者准备在网上公开采访记录,希望能够一边理清经济政策论争中“正确与否”和“利害对立”关系,一边探讨具体的改革口号。敬请期待!

2003年4月1日

2003年4月1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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