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为何不在政治界流通？

　　近几年，日本的政治倍受关注。日本国民对政治的关注，起始于对各地具有非凡魅力的知事的狂热支持，由于“小泉热”和“真纪子热”的风行，国民对政治的热情曾达到顶峰。最近，这股热情虽然稍微有所回落，但是，日本国民对政治依然格外关注。本文将着眼于“政治信息的流通”，从不同于通常理论的角度，就最近的政治形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论争进行一些探讨。

　　在一系列的变迁中，有关政治、以及政治的根本原理——民主主义的论调，发生了巨大的动摇。截止不久前，日本媒介的主流论调对民主主义——借丘吉尔之言，是“将民主主义以外的所有政治制度除外的制度中最糟糕的”制度，几乎是不加批判地全面肯定。近几年，这种论调发生了微妙变化。那些（大部分媒介人士以及参与争论的人士认为）不具备资质担任要职的人却能获得惊人的支持率，而对这些人物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却会招来大量的骚扰电话或电子邮件。不管经济陷入何等危机，舆论都不会作出反应，政治成了通过电视画面执行的政务。纵观一下国际形势，与EU各国的统一过程相呼应，极右政党的势力抬了头。在这种形势下，盛行一时的首相公选论等要求更为直接地加强针对执政者的民主主义控制作用的论调，在不知不觉中也不了了之。90年代并不是经济萧条，而是政治萧条。经济如果不经受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政治（选民）将不会动真格的——这是最近经常听到的一种论调。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或许反映了人们对政治和民主主义的认识的变化吧？

　　尽管议论者含糊其词，但是选民的判断能力构成了这种怀疑民主主义的基础。时下流行的“Populism”一词，是“大众迎合主义”之意，不同于其原有含义。在国会这一民主主义的主要舞台上，本应成为民主主义先锋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领袖互相指责对方是“大众迎合主义者”的情景也时有所见。也就是说，在“Populism”一词中，隐藏有“选民所期待的政策和有利于日本（广而言之是选民总体）的理想的政策之间存在差距，那些为赢得选民支持、而实施迎合选民嗜好的政策的政治家（大众迎合主义者）应该受到谴责”之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基于“由选民治理政府”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则具有本质性的致命缺陷。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笔者曾经做过以下阐述。假设在单纯化的模式中，存在以巴莱多定律对有代表性的选民——中间选民(median voter)——的效用实现最佳化的政策（群），该政策和选民支持的政策(群)之间存在差距，那么，这些并不是由大众迎合论者暗自推测的选民判断能力所造成，其许多原因都可以以政府和选民之间信息的非对称性进行说明。也就是说，选民回避起因于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差别(对于选民来说的不确定因素)风险的主观折扣价值的增大，以及在此前提下游戏者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互不信赖的均衡”，使选民采取非合理性(目光短浅)的行动。

　　当然，笔者提出这种观点，并非想否定从“选民判断能力及其结果”这一侧面、对大众迎合主义这一含糊且简单的表述的根据以及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性狂热的本质进行分析的意义。

　　不久前，通过社会心理学分析，对许多经济学模式以之为前提的游戏者的完全合理性、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等提出质疑的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与经济学不同，在政治学、特别是舆论和投票行为研究领域，以60年代的密歇根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模式，占据了主流地位。因此，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从心理学的侧面证明选民的非合理性（比限定合理性更为广义的概念）──集团性狂热、集团归属意识、利他精神(altruism)、视野狭窄化等。另一方面，最近，合理选择学派等对特别社会心理学模式的批判也很盛行，围绕选民的判断能力及其政治性结果（影响）的论争还将继续。

　　从行动金融以及实验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看，在经济行为这一与个人自我利益切实相关的领域，似乎也可以系统地观察到非合理行动。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非合理性当然会在与个人自我利益等的关系不及于经济行为的政治行为中得到反映。在舆论、投票行为研究中，合理选民模式几乎没有得到实证性的支持，或许可以说这正证明了存在选民的非合理性。但是，既然人类通过在悠久历史中的试行错误和制度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寻求到可以取代民主主义的睿知，那么，这些心理学分析中得到的规范性(normative)暗示，就必然具有局限性。

　　另一方面，无论哪个国家的哪项实证性研究或舆论调查，几乎都强烈的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政府的政策、执政者背景、主要争论点以及与之相对的政党的定位等这些对决定投票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方面，选民所掌握的相关信息非常之少。在日本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关于是否延期实行对银行存款全额保护的全面解禁的问题，各种舆论调查反映了相关的舆论动向。同时，关于延期实行对银行存款全额保护的全面解禁的具体内容，选民所掌握的知识（信息量）却极其贫乏。由于政府和选民之间存在这种信息方面的非对称性，产生了选民（从拥有信息的政府相关人士和媒介的角度看）的非合理行动，像简单的大众迎合论所代表的那样，选民的判断力、以及对民主主义的怀疑被过度扩大。光从90年代日本政治误入歧途这一点分析，笔者认为，政府和选民之间在信息量方面存在的差距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选民的非合理性等。

　　尤其是在采取“大本营公布”方式、对信息有隐匿、操作行为的国家，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差距得到扩大，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和选民之间的相互不信赖无限蔓延，特别容易产生“不合理的政治现象”。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像大众迎合论者似地单方面责怪选民的判断能力、在对无法取代的民主主义表示怀疑之前，有必要从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差距这一观点出发，对政治进行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才是延误政治问题、以及大众迎合主义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或许会有人反驳笔者的观点“过于乐观”。对那些不具备资质担任要职的人物，尽管媒体对其事实有所揭露，但人们追捧的狂热劲还是不减分毫。事实上，曾有人以此为例，向笔者提出部分选民的判断能力中还存在更为本质的问题。不过，比如，在互相了解对方信息的街道（町内会）上，很难想像人们会推选那些明显缺乏资质的人物担任领导职务。这样的话，即使是不能忽视选民的心理要素问题，但是，这里的根本问题不还是信息的差距吗？媒介对自以为“缺乏资质”的人物的过去以及现在进行报导时，是否具有足以获得选民信赖的一贯性呢？媒体是否一贯都致力于真正消除信息的非对称性呢？对此，媒介人士应该进行探讨和改进。这一点，对采取一系列得不到选民信赖的金融对策的政府当局也是适用的。往往是当事人到最终都意识不到已经陷入“恶性均衡”之中。

　　不过，主张从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中寻求90年代诸多政治问题的原因的观点并非完全“乐观”。因为一般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对游戏者之间“信息非对称性”所带来的结果的研究取得了一定发展，而“信息非对称性”问题成为其根源、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深刻的领域却是政治领域。

　　比如，Ackerlof最初分析的二手车市场卖主和买主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中，对于在信息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买主来说，存在一种希望收集到更多信息、以低廉价格买到优质的二手车（=希望消除信息非对称性）的强烈动机。卖方和买方都有为消除信息非对称性而付出佣金的准备。因此，二手车的认定制度、保证制度、二手车销售连锁店之类的信息中介制度也有其自律发展的合理性。在此，即便存在来源于二手车商品本质的“技术性信息的非对称性”，也几乎不存在由于当事者之间没有消除信息非对称性的意愿而产生的“动机方面的信息非对称性”。

　　与之相对，在政府和选民之间的关系中，由于1)选民适当控制政府而获得的“良好的政治和行政”具有准公共财产的性质、2)正如Hershman所指出的那样，和市场不同，政治(国政)的游戏者基本上不具备向其他国家移民等“退出(exit)”的选择机制（cf.公司治理中的少数股东），所以如果以合理投票者模式为前提，选民就不会产生为实现“良好的政治行政”而收集政治信息的动机。也就是是说会横行“搭便车”现象。当然，集团成员没有“退出”的选择，就会像韩信的“背水一战”那样，是当事者形成可靠许诺的最好手段。对个别成员的最后归属程度如果超出某一极限(threshold)，就会起到防止“搭便车”现象的效应。但是，如果没有超出其极限，将会助长成员对集团行为的漠不关心。拥有过二手车、股票和投票权的人，或许能够明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最近在日本，那些曾经从事整顿公共财产的“搭便车”现象、构筑信息传播网络的社会性·地域性共同体正在逐步崩溃，选民对有责任从政治方面整顿“搭便车”现象的政党的归属意识也正在减弱，因此，“动机性信息非对称性”所引起的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深刻。

　　在存在“动机性信息非对称性”这一点上，在“信息流通”方面，类似二手车的普通市场交易和政治领域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所以，似乎是只需稍许努力就能解决的信息非对称性，在政治领域却难以消除。在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的实证性研究和舆论调查中，都可以看出选民所拥有的政治信息量非常少，这也是因为存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像成为90年代主要政治争论点的金融经济问题那样，其争论点的内容非常复杂费解，而且同时存在“技术性信息非对称性”，所以，问题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要消除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差距，首先，政府必须彻底公开信息。但是，光有这项措施，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在存在“动机性信息非对称性”的政治领域，政府彻底公开信息、履行说明责任，虽然是减少和消除政府和选民之间信息非对称性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是充分条件。如果通过划分范围，减少参与者，防止“搭便车”现象，那么将会出现利益团体政治横行等其他问题。NGO、媒介、政策智囊团等信息中介组织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此“动机性信息非对称性”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和市场不同，希望消除选民（政策买主）的信息差距的动机极小（通常可以忽视）。因此，政治领域的信息中介组织，没有类似市场领域的等级评估机构以及信用机构(credit agency)的、以“中立性评估”为竞争优势的信息中介组织中的那种自律发展的合理性和保证。欧美国家那些随心所欲追求团体利益的部分NGO的“说明责任”问题、日本娱乐节目(wideshow)报导的偏向问题、以及大受观众欢迎的“Takeshi’s TV tackle”节目的演员在选举中当选的现象等，都起因于这种政治和民主主义的本质。即便感叹NGO和电视台的道德低下，对解决问题也无济于事。为促进政治信息的流通，有必要建立一种涉及到个人动机的周密的制度。

　　与经济论争相比，政治论争往往受气氛或意识形态的影响，轻视理论和实际验证的二元论观点易于横行。往往刚刚还趋向于盲目夸大民主主义效应、提倡实施单纯直接的民主主义，转而又突然流传起大众迎合主义论。而大众迎合主义论调或许又会遭到过于天真的指责“这不是愚弄国民吗？”NGO刚刚还是绝对的“正义朋友”，可是突然又被从政策过程中彻底排除。作为解决政治腐败问题的最终手段，日本一时热衷于引进小选举区制度。可是，在引进该制度后，却又遭到了诸多批评。政治论争的单纯化及其摇摆不定，成为90年代政治走向歧途的原因之一。

　　不过，目前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以意识形态领域的二元论、就是否应该贯彻民主主义原理等进行争论。光以民主主义为根据，提倡所有政治性决断都应该通过网络上的国民投票来决定的主张未免过于荒谬；而以大众迎合主义等暧昧概念为依据，提倡广泛承认政策当局的任意性（特别是对信息的隐匿和操作）的主张也属谬论。为了不陷入这种二元论，在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同时，又进行周密细致的判断，就只有继续开展踏踏实实的、周密的理论和实践验证。

　　从本栏目阐述的论点来说，即便看到了选民的不合理行为，也不能轻而易举地以大众迎合主义论进行说明，大众迎合主义论易于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于对民主主义的否定（尽管既不存在理论也不存在确证）。而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理论性、实证性分析。1)这种现象起因于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的合理性有多少？2)为何会产生这种“信息非对称性”、为何完全得不到弥补？3) “信息非对称性”问题在什么样的政策领域尤其严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4)应该怎样确保NGO等信息中介组织的说明责任？通过分析，辨明各政策领域中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信息流通结构、信息差距的程度，在各政策领域建立高效率的政治制度和组织结构。目前，时代所要求的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努力（例如，中央银行保持着脱离政治的独立性等，就是在这种摸索过程中诞生的制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