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危机的结构
2011年日本经济起初预计将从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中继续恢复，政府的经济预期也是年度实际增长1.5%。但是，由于无法预测的东日本大地震导致国内经济危机，许多日本企业投资建厂的泰国发生了洪水灾害，以及因希腊问题引发的欧洲经济危机等来自海外的冲击，2011年成为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一年。2012年有复兴带来的需求，预期将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OECD《经济展望》预估日本2012年实际增长率为2%。但是，欧洲经济状况极为不稳定，受其动向的影响，日本经济也会出现大幅衰退的风险。
关于欧元危机，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分析，在此不加赘述。欧元问题主要来自结构性因素，在欧元单一货币之下，货币政策实现了一体化，然而由于没有实行财政一体化，各国经济和财政绩效的差异造成根据货币的变化自动调节的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或许只要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SGP）》对财政的规定，将财政赤字对GDP比控制在3%以内，政府债务余额对GDP比控制在60%以内，就可以抑制问题的深化，但是受雷曼危机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该规定没有发挥抑制作用。
在地区间经济同步运行的情况下，通胀风险升高时采取货币紧缩措施，不景气时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货币政策运营，具有稳定各地区经济的效果。然而，在地区间经济难以同步的情况下，对某个地区有利的政策却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就“最佳货币圈”而论，需要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一体化等各种各样的条件，其中之一是与经济状况变化的高度相关性。有人指出，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同步性本来就低于美国各州之间的同步性（Clark and Wincoop, 2001）。有实证分析表明，即使在美国，也有许多州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相关性过低，无法满足最佳货币圈的条件，货币政策在这些州加剧了经济震荡（Beckworth, 2010）。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动向发生了很大的差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陷入低增长，而德国经济繁荣，这也是此次欧元区危机的原因之一。
货币统一使欧元区各国享受了贸易与投资扩大的好处，但是此次危机凸显了制度上的弊端。
财政的地方分权与经济状况的变化
众所周知，日本的财政处于比希腊、意大利等国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下，政府债务余额对GDP比约为200%，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但是，由于日本的货币区和财政政策的地理范围一致，所以很难出现像欧元危机那样的情况。如果对财政的信任大幅度下滑，日元汇率则会急剧下降，日元贬值。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只是说汇率波动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但这并不是说欧元危机与日本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无缘。近10年以来，日本推进了“由国家向地方”的分权化。从理论上来说，根据居民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一点是分权化所具有的优越性质。然而，根据主要国家的经验，年度财政支出权限的地方分权往往快于年度财政收入权限的地方分权，这一结果使分权化具有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Eyraud and Lusinyan, 2011）。
在日元这一单一货币之下，都道府县或者道州拥有强势的年度支出和年度收入的权限，尤其是在发行地方债自由度较高的情况下，在结构上可能发生类似现在欧元区的问题。在日本，总体上来说都道府县层面的经济周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Artis and Okubo, 2011），因此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在一部分地区增加经济震荡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今后随着低生育率老龄化问题的严重带来地区间人口移动率进一步下降、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以及与海外经济联动更为紧密带来地区间差异，不同地方出现经济周期偏离也有可能扩大。
对日本的警示：地方财政规则的重要性
Bordo et al.(2011)概观了联邦国家财政制度的历史经验，从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等经济绩效的观点进行考察时发现，对地方政府实施严格的财政规则的美国、加拿大和德国是“优秀的联邦制”，而规则较弱的阿根廷、巴西则是“糟糕的联邦制”。此外还指出，在避免货币同盟解体方面，规范地方政府财政规则的互不救援条款（no-bail-out clauses）的存在十分重要。Feldstein(2011)也认为，美国拥有中央集权性的财政制度，宪法对各州政府规定了财政均衡规则，这些强有力的规范与欧元区大相径庭。
日本有根据“地方政府团体财政健全化相关法律”制定的“尽快实现健全化基准”和“财政健全化计划”等制度。然而，今后如果要推进包括道州制在内的地方分权化，则必须在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规则的同时，确保中央政府的财政调节功能。尤其是，由于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今后首都直下型地震、东海地震等特定区域发生灾害的风险较大，中央政府的保险功能非常重要。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欧元危机是对日本的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