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在中美贸易投资关系、气候变暖等世界性规模的课题之中两国间的经济产业以及政治性利害也出现了飞跃性发展。
5月28日，RIETI邀请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教授，就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发布的第三次“中国问题专家小组”报告的内容作了介绍。该研究项目在分析中国的高速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的风险的同时，针对这些风险有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课题和契机进行建言。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问题专门小组（China Task Force）在2006年发布的报告中综述了中国整体环境存在的风险。这个报告指出了中国自身、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可能面临的21个风险。这些极可能发生，而且有着广泛潜在影响的“顶级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态灾难、急性传染病的蔓延和经济国家主义对国外公司造成的“价值损失”。
2007年的报告评估了三项具体的国内风险，而在2006年的报告里，这些都还被视为次要的一般风险，它们是：政治危机、通货膨胀、经济硬着陆。报告关注使上述三种风险变为可能的任何薄弱环节以及任何可能引起风险的震动。可以看到，政府应对这些风险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将对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逐个分析这三种风险的时候，我们设定三种预想状况，即基本状况（这一状况被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结果稍差的欠佳状况、最差状况。其中，基本状况为相对缓和的状态，它坚持了2006年的观点，把以上三个问题看作次要风险。第二种情况发生的机率约占40%-60%：表现为，分化的领导体系和长期地方保护主义、短时期内较高的一位数通货膨胀率、以及短期内集中在个别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缓慢问题。回顾过去的一年，政治危机和通货膨胀的状况已经出现并仍在继续。
中国问题专门小组撰写2008年报告时被要求分析美中关系中存在的三大风险：贸易上的正面交锋、投资上的争端、气候变暖上的争论。针对每一个风险，我们都设想了最有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形，用图表分析了潜在的影响。
贸易上的对立
美中贸易问题中，最根本的就是双边贸易不平衡，而且这一态势有所增强，同时双方互相推卸责任。美国认为中国进行多种不公平的贸易实践，包括人民币汇率过低、力图争取各种各样的有利于保护中国市场的贸易政策、以及继续侵犯别国知识产权。针对劳动市场复苏这一首要的问题，中国政府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建议，虽然这项措施将有效减缓中国长期贸易顺差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时刻对任何形式的休克疗法和全面的贸易自由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07年最大的事件便是产品安全案例。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如果在下一届美国大选中民主党获胜掌权，美国将进一步强化保护主义。
但是美中贸易关系也呈现出互利性的特点，两国之间在经济上有很高的依赖性。贸易战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会使两国强大的利益集团遭受极大的冲击，所以单边行动一直受到抵抗与限制。无论如何，当今的贸易争端可以在多样的国际机制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双方可以利用一系列双边贸易对话以及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在某些方面，中国人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过去两年中，人民币升值显著。同时，美元的贬值意味着出口增长。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已经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设想三种情形。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控制中的紧张状态”，其中，紧张局势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导致单边制裁和反制裁的发生。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可能会更富于进攻性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会寻求日本和欧盟的帮助，一同提诉中国的市场准入壁垒和侵害知识产权等行为。一种可能性较小的情形是“缓和的争端”，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下降，美国全球贸易差额状况改善，中国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从而缓和了双边贸易的紧张局面。这种形势下，美元升值的所造成的压力可能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另一种可能性较小的情形是“恶化的贸易战”，表现为双方出于对自身经济活力利害的考量，都不愿妥协，这将导致美中贸易量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日本公司会显示出竞争优势；但是其他企业，尤其是那些在中国生产加工，然后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的公司则会陷入困境。
投资上的争端
下面讨论一下投资问题。投资方面的冲突主要源自中国日益膨胀的经济国家主义，中国的投资集中了政府的努力和中国民众的支持，力图成为“民族战士”，在价值链上谋取更多利润。中国已经在价值链中间环节上占据了很大的份额：那些低收益，低附加值的部分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中国在国内外施行经济国家主义，努力提升民族资金的力量，创造国家顶级企业和产品，使它们走出国门，并为它们创造了宽松的国内竞争环境。同时，中国的海外投资也日益引发质疑，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资金的强大竞争力，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资金也投向一些流氓政权统治的地区（比如缅甸、伊朗和苏丹）和发达国家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关键部门。美国已经加紧了对引进中国直接投资的检查，引进的资金都要经过特殊的详细审查，这也成为了不断完善中的投资保护政策的一部分。然而这些政策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一旦投资危机发生，目前仍没有多边争议解决机制来缓解紧张局势，虽然双边沟通渠道依然存在。
正如解决贸易上的对抗状态一样，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互利因素也会在投资危机的背景下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投资战来临，两国强大的利益集团都会遭受损失，所以他们会向各自的政府施压，把实施单边制裁的力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种缓和因素是两国都可以从国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受益。
中国公司对某些敏感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资产的投标将对这个系统造成不利的打击，正像中国声称的那样，美国公司在它们的国内市场中一直“表现得非常好”。任何一方国内的经济困难都会使引进投资这个话题成为洪水猛兽，而且分歧明显的外交目标也使得投资这个话题更为敏感。两国内部新兴的持贸易保护论的领导层也将成为不利因素，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领导层采用更加自由、宽大的政策，当下的形势就会呈现出良性发展的开端。两国经济的蓬勃增长也是有利因素。同时，双方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合作也会对消除投资问题的敏感性产生积极影响。
在投资冲突问题上，也有三种对未来的不同设想。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继续持续的僵局”，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限制仍然存在但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某些经过调整的决策上在实施中仍然争议重重。如果中国政策限制的范围以美国公司为目标，那么日本公司就会获得利润。第二种可能性相对较小的情形是“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在这种情况中，将会实行旨在限制和禁止投资的更加严格、政治性更强、更加全面彻底的审查，这将造成投资量的减少。如果这种限制政策普遍实行，日本也会受到影响。第三种可能性最小的情形是“投资关系的改善”。这种状况的形成需要调动双方法律法规中的积极因素。在这种极端不现实的情况中，只有中国实行全面的投资自由化，日本公司才能从中受益。
气候变暖与环境政策上的对立
关于2008年报告评估的三项风险中的最后一点，即气候变暖问题，美中双方都在实施一些重要举措以解决相关争端。两国对气候变暖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双方都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环境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两国现在已不得不着手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当地民众担心他们将成为气候变暖的直接受害者。
尽管有这些进展，两国社会在对环境问题严峻程度的认识上和应对方式的选择上仍然缺乏共识。当前，中国环境问题的焦点是能源的利用效率，但是虽然面临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中国在废气排放量上仍没有制定统一的限制标准。中国和美国都在等待对方率先采取行动；而且都认为对方应该为环境问题负责。即使双方就环境问题达成了大体协商框架，关于各自责任的具体谈判仍难免步履维艰。
更多体现气候变暖后果的证据将会促使中美两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富于建设性的措施。双边对话会使两国就他们“共同的而又各有差异的职责”达成共识。同时，所有人都热切期待着技术上的新突破，希望减缓气候变暖的新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成本低廉，操作便捷。气候问题的不利因素包括：新一代美国领导层寄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更多的让步，在环保措施的对象和具体实施上也存在分歧。两国经济上的困难使得牺牲经济增长或实施缓解对策在政策上变得不可取。而且，一些其他问题的分歧使得双方很难达成妥协，已经制定好的协议也很可能中止。
关于气候变暖这一争端的前景，我们也可以设定三种假想。发生机率最大的是“未能达成协议”，这将致使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碳污染税，这就是所谓的“边界调整机制”。日本也将被迫应对“碳化物贸易战”所造成的后果。第二种可能性较小的情形是“精心安排的抵抗措施”，这是一种消极的合作手段。即美中两国将继续一致抵抗国际社会对他们实行的废气排放强制限制。在这种设想中，日本有可能得以规避进一步降低废气排放的压力。可能性最小的第三种设想是“联合推进气候变暖控制机制，”这需要达成强制排放量协议、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如果这种设想成为现实，日本则有希望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总结
总之，美中关系是融合着诸多对抗因素和互利因素的复杂组合体。这也正是很难明确地预测美中关系走向的原因。可能性最大的设想中都包含着中等程度的风险和危机，它们或多或少都是现状的延伸。而可能性最小的设想都呈现了最为乐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