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造时代的地域一体化与文化——重新思考“巴别塔”的故事”

　　我想谈一谈与本次会议主题“地域一体化：欧洲、地中海、世界经济”相关的问题，多样性与文化在以创新和创造新知识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有多重要。

　　从全球化的视点来看，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运输成本越低越好，对此恐怕不会有人提出异议。那么，在创造知识的社会发展中，“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怎么样呢？是不是交流的障碍越低结果越好呢？没有交流障碍，可以自由自在地沟通思想，也就是能够“顺畅交流（effortless communication）”，是不是创造知识社会的理想？

　　欧洲的优势在于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和人集中在比较窄小的范围里。欧盟的特点是“多样性中的统一”。距离、空间、多种语言的存在虽然会成为交流的障碍，但是正因为存在这些障碍，各地区才得以深化了独自的文化和知识。

　　创造知识社会的基本资源是个人的智慧能力，即知识。但是完全相同的头脑即便有两个也不会产生互动效果。同样，国家或地区为了创新进行合作时，如果文化多种多样，就可以产生互动效果。

　　有句谚语叫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就是说，把每人各自的固有知识通过相同知识进行融合，就能够产生卓越的新思想。但是，相同知识随着时间推移相对增加，群体内的差异性逐渐减少。其结果互动效果也会缩小，成为“三年过去，常识而已”。

　　19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曾经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日本经济可能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当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同事们都对日本的成功秘诀深感兴趣，我认为“酒友”是成功秘诀之一。当时，东京的工薪阶层一下班就和同事们去酒馆喝个通宵。在日本赶超欧美各国的年代，酒友之间的密切交流为提高日本的增长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人均GDP终于跃居世界前列。这时的日本需要的是能够探索最先进的知识和创新的多样化集团，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密切交流已经太多，过于雷同，不足以产生最先进的创新。这种面向知识创造的合作，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截然相反。这种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的矛盾应如何解决呢？我们从《旧约全书》中的著名的“巴别塔故事”或许可以找到启示。

　　据《创世纪》第11章记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曾经有一个强盛的帝国，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们企图建造一座可以登天的高塔，挑战上帝。当高塔接近天庭时，上帝震怒了，让人们的语言各不相同，无法沟通。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变成多区域多语言的世界。我们在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是上帝的惩罚？还是表面上的惩罚，实际上的恩惠？也就是说，单一文化的世界是否优于由多种多样的异文化地域组成的世界？

　　这个问题与信息通讯技术（ICT）革命也有相似之处，即ICT果真提高了知识生产率吗？ICT确实使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速度飞跃提高。但是，信息量虽然增加，能够吸收的新信息和新知识却很有限。ICT的发展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人类的创造性，尚无定论。

　　多样性对于创造性非常重要，下面我想举几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是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气的作家多和田叶子的逸事。她曾经在德国旅居了26年，用日语和德语两种语言从事写作，获得过芥川奖和谷崎奖，在德国也获得过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奖和歌德奖章。这位多和田女士在采访时说：“以前在日本生活的时候，对于日本的传统从来没有萌生过好奇心和兴趣，也没有思考过自己国家的文化。但是当我‘知道了日本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差异时，才产生了积极了解的愿望’”。

　　与多和田女士的话完全相反的是新干线给日本带来的效果。新干线是东京主办奥运会的1964年通车的。新干线的问世，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促进了东京一地集中。那么，新干线对提高日本社会的创造性做出贡献了吗？

　　现在，首都圈的人口大约有3600万人，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密集城市圈。从东京申请专利总数占日本总数的份额来看，整个日本的申请专利总数从1982年以后曾经持续增加，到2000年转为减少趋势。而东京所占份额一直增加至2008年，开始减少是最近的事情（参见图1）。知识劳动者和文化活动向东京一地集中，使日本人的知识结构过度同质化，其结果，日本整体的知识生产率转为下降趋势。日本至2005年保持了申请专利总数世界第一的地位，但是从2002年开始减少。与此相对照，美国、中国和韩国的申请数急剧增加，2006年美国超过日本，2011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

图1：东京一地集中与日本申请专利总数

　　进而，从过去10年期间与美国合著论文（美国以外的国家的研究人员和美国研究人员合作撰写的论文）的各主要国家所占份额的变化中，也可以观察到令人深感兴趣的结果。现在，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学术活动据点。在与美国合著论文的各国所占份额中，英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高是当然的，但德国也保持着较高份额。与此相比，日本的份额相对偏低，显示出日本国内学术界的内向状态。另外，与美国合著论文中中国所占份额，向中国的GDP一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参见图2）。

图2：各国与美国合著论文的比例

（资料来源）文部科学省2013年5月

　　德国耶拿（Jena）大学Fritch教授和Graf教授的研究对原东西德国的代表性科研城市进行了比较。两个城市都拥有100万人口，在各自区域内都有出色的研究合作网络。比较的结果发现，原东德的研究机构之间联系更为紧密。如果按照定论，紧密的知识网络对研究效率非常重要，因此东德城市的效率应该更高。然而实际上正相反，西德的人均登记专利件数是东德的大约两倍。在东德，虽然内部的研究合作紧密，但是与外部的联系较弱。而西德正相反。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更开放的研究合作。

　　关于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偶然性相关关系，Ottaviano和Peri两人比较了美国多个城市，指出他民族文化使美国出生的公民更积极进取。同样，Bellini和Ottaviano等人比较了欧洲各地区，显示出多样性程度越高生产率也越高。

　　回头看日本国内，显示多样性对于创造性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例，是位于筑波研究学园城市的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做法。在筑波市的众多研究机构中，NIMS的外国研究人员最多，有大约600人。NIMS于2004年被指定为年轻科学家的中心据点，2007年又被指定为国际纳米结构材料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Materials Nanoarchitectonics MANA），其后积极招聘外国研究人员，2001年时外国研究员比例不满4%，现在已经增加到25%（参见图3）。

图3：NIMS的外国研究员变化

　　现在，NIMS在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数名列世界前矛。在积极招聘外国研究人员之前的1994－2004年，仅排在世界第18位，而2007－2011年已跃居第4位（参见表1）。而且，在NIMS的被引用数排在前列的31篇论文中，有24篇是日本研究人员与外国研究人员的合著。这如实地显示出知识劳动者的多样化可以提高研究机构的生产率。

表1：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数排名

　　但是与此相反，在最近欧盟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文化性特例（culturalexception）”却成为阻碍。法国在2013年6月向欧盟提出把电影、音乐、电视等文化产业排除在谈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再次承认，各国政府为了保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有权采取措施。许多国家希望保护本国文化产业不受大国冲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Ferreira和Waldfogel对1960年以后的全世界音乐消费量和贸易量的动向进行了调查研究，尽管大国垄断音乐市场令人忧虑，但是也发现实际上对本国音乐的偏好也有相当规模。推测显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ICT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本国音乐消费量增加，而不是外国音乐。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保护本国的文化产业，而是提高其创造性。而且，如果世界各国和地区更致力于创造性地振兴本国文化，世界整体的文化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我最近的研究使用知识创造社会动态模型，可以分析知识劳动者和地域文化多样性如何引起内生性经济增长，甚至使社会整体的知识增加，带来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在这里，我想关注的是知识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如何使社会整体的知识增加。

　　在这个领域，我和Marcus Berliant先生共同执笔了几篇论文。最初执笔的论文叫“Knowledge Creation as a Square Dance on the Hilbert Cube”（知识创造的微观模型：无限维空间的方块舞），在第二篇论文中，与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对知识多样性的动态进行了分析。然后在最近的论文中，把单一地域模型扩展为复数地域模型，考察了文化多样性与知识创造。

　　方块（Square）舞在美国西部开发时代曾经非常流行，男女两组8人组成一个单元，一边跳一边按顺序交换舞伴。8个人的组合可以有无数种。我和Berliant先生共同执笔了三篇论文，但是实际上1年最多见面3－4个星期，其他时间各自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工作。也就是说，在执笔新论文时好像在跳国际方块舞，这在地域科学和经济学领域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实际上，Peter Gordon在最近的研究中，以数字证明地域科学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在执笔论文时“跳方块舞”。例如，在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杂志最近刊登的论文中，大约有60%是合著论文。另外，在2010－2011年发表的合著论文中，国际合著占整体的45%，作者在其他城市执笔的占30%左右（参见图4）。另一方面，2012年发行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杂志刊登的论文中的82%、同年发行的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杂志的88%是合著论文。

图4：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杂志
按执笔人居住地（1959－2011年）分类的共同执笔形式（4种）

　　我想把学术界的方块舞放在实际世界里，来解释一下两个地域的文化和多样性的模型。我们假设地域A（日本）和地域B（美国）的研究人员数相同。B和A任何一方的研究人员在各自的地域内很容易交流，因此交流当然很密切。但是由于移动需要时间和费用，在AB之间，即研究人员在地域之间的合作比较困难，知识转让也很少。由于看其他国家的报纸和电视的人很少，所以如果选择两名居住在A的普通人，这两人之间的相同知识相对较多。B的情况也同样。

　　与此相对照，如果从A和B各选一人，相同知识就会相对减少。虽然在各自地域内有很多相同知识，但是在国际间或地域间，知识的差异非常明显。如果推动渐进创新，那么依靠各地域内的很多相同知识就可以实现。但是要想推动新生物技术、软件开发等前沿开拓型创新，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研究人员，国际合作就变得极为重要。正是因为每个地域的文化都不一样，所以地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多样性。正因如此，阻碍交流的空间障碍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创造生产率。

　　我们重新思考巴别塔的故事。在“顺畅交流乐园（Paradise of effortless communication）”的居民（2N人）被赶出这个乐园之前，一直在单一语言的国内自由自在地进行交流。这时，相同知识被大量积累，吸收相同知识的能力比每个人的创造性相对更重要。如果我们设想相同知识的吸收能力处于过度增加的状态，知识的生产率就会远远低于在理想状态下所能达到的水平（极致点）。

第一阶段

　　下面我们思考一下被居民的傲慢激怒的上帝刚把2N人赶出乐园，使居民分居两地后的状况（第一阶段），各个地域里居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N个人。这时刚被赶出乐园不久，没有什么特大变化，无论哪个地域都继承了同一文化。在这一阶段，地域之间的合作反而使生产率下降，因此各地域都专心于本地域内的合作。这时，地域之间基本上没有知识外流（溢出效应），所以各地域的独特文化开始发展。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各地域之间的知识结构差异充分发展，地域间进行合作的生产率与地域内合作的生产率达到了相同水平。这时，每个人不仅在地域内，而且与地域外也开始合作。每个人把自己拥有的时间分为地域内合作和地域间合作，并吸收地域内的相同知识和其他地域的不同知识。其结果，地域内合作的生产率与地域间合作的生产率共同上升。

第三阶段

　　不久地域间合作的生产率达到顶点，我们把它称为“新乐园（New Eden）”。这个阶段（第三阶段）的每个人的知识生产率远远高于顺畅交流乐园时期。也就是说，新乐园的全社会知识增加率远远高于顺畅交流乐园的增加率。

　　此外，在第二阶段，不仅地域间的知识多样性，而且地域内的知识多样性也增加，这是因为地域间的相互合作是通过特定的方法进行的。例如，日本经济学家和美国经济学家一起工作时，并非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一样，他们形成了哈佛学派、耶鲁学派、芝加哥学派、斯坦福学派等各种各样的集团。各集团内部会产生外部性，因此各个集团密切合作。同一集团内部的外部性很强，但集团间的外部性相对较弱。例如，分为许多集团的日本经济学家，分别在每个集团发展差异性。通过地域间合作，地域内的知识多样性也增加的原因就在于此。

　　前述事例显示出，通过把某个地域一分为二，就可以大幅度改善整个社会的知识创造生产率，即使地域间合作的费用稍高也同样。

　　下面我们还回到最初的问题。从顺畅交流乐园被赶到多地域、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是上帝的惩罚？还是表面上的惩罚，实际上的恩惠呢？我们的研究模型结果显示了后者。

　　塔是应该忌讳的吗？单一帝国建造的单一塔可能不好，但植根于各种不同地域文化的许多塔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则是好事。除了比萨斜塔，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塔，连动物也会建造塔，比如高达7米的蚁冢就是一例。比这些塔更出色的是西班牙的“叠人塔（Castells）”，应该说，它正是人际合作的象征。

　　最后，我想引用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所著《区位经济学》的一段结束语。

　　“所有的事物同时发生就不会发展，所有的事物存在于一处就不会产生独特性。唯有空间可以产生独特性，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扩展开去。我们并非与所有事物等距，所有的事物也并非同时蜂拥而来。这个世界因受到所有的个人、人群、全人类的限制，所以我们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忍耐。空间在这个限制中创造并保护我们。正是独特性支撑着我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