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ETI电子信息 No.114(2012年12月)

为中日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监督指标

  10月27-28日在北京举办的RIETI-CASS-CESSA Joint-Workshop上,中日双方研究人员围绕"为中日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监督指标"这一主题,发表了八篇研究论文。其中尤其是27日就以各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为监督指标如何在政策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为焦点,日方和中方分别报告了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的研究成果,并展开了活跃的讨论。RIETI发表的论文概要如下。

  在第1个发言(清水)"Industry-specific REER of the Japanese yen and the Chinese yuan"(佐藤、清水、SHRESTHA、章)中,根据现在RIETI公布的按日元计算的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制作了按人民币计算的版本,在比较日元和人民币的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的计算结果的同时,从国内物价和海外物价两个方面分析了在主要的四个产业中推动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日本和中国尤其在电机产业方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与其它产业相比存在差异,在日本电机产业处于日元汇率最低水准,而在中国则处于人民币汇率较高水准,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日中两国各产业物价变动的差异。最后,使用日元和人民币的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的逐日数据,对各产业是否处于长期性均衡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发现,雷曼危机后在日中产业层面,处于长期性均衡关系的产业有所增加。

  对此,中方与会者就下述问题进行了提问。1.在选择中国贸易伙伴国时没有包含香港这一重要的贸易伙伴;2.计算各国的比重时只依据出口比重;3.与迄今RIETI的工作论文中公布的各产业名义汇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的论文分析结果的关系;4.使用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推算日中间各产业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有什么意义?针对这些提问发言者进行了说明。第一,由于无法获得香港各产业的贸易数据统计等数据方面的制约,因而难以提高中国的贸易伙伴国的比重总和;第二,当初构建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制作显示日本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的指标,所以根据出口比重计算了实际有效汇率;第三,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分产业进行两国间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协整测试,如果在某一产业日中之间进行了工序分工,就可以长期保持均衡关系,出于这种考虑进行了协整分析。

  第二天第五个发言(小川、王)是"The PPP based AMU Deviation Indicators and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Adjusted AMU Deviation Indicators",论文的目的在于将设想的购买力平价作为基准汇率的决定因素,根据购买力平价重新计算AMU乖离指标。这是因为考虑到AMU与AMU乖离指标的数据经过10多年的积累,需要纳入基准汇率的结构性变化等要素。此外,在计算购买力平价时,由于数据的制约,不得不使用包含非贸易商品价格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因此有可能产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为此,我们考虑了东亚各国的贸易商品部门的高生产率,增加了基于购买力平价的AMU乖离指标,提出了纳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AMU乖离修订指标。从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通货膨胀相对较高的国家的货币与以往的名义AMU乖离指标相比,增加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AMU乖离修订指标显示出评估过高的倾向;而通货膨胀相对较低的货币与以往的名义AMU乖离指标相比,增加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AMU乖离修订指标则显示出评估过低的倾向。基于每月购买力平价计算的AMU乖离指标及增加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修订AMU乖离指标与以往的每日名义AMU乖离指标都有望成为对东亚地区汇率调查研究的补充性指标。

  针对上述发言,与会者提出了以下两点意见。第一,就东亚地区的AMU和AMU乖离指标的定位等政策性问题进行了提问,同时指出,在计算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时,由于产业分类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因此对东亚地区整体难以使用相同分类方法。第二,与会者就使用购买力平价作为基准汇率是否妥当提出疑问,并提出为实现东亚地区的货币稳定,不仅美元、欧元,还需要考虑其他重要贸易伙伴国(例如澳大利亚)的货币。

  第六个发言(川崎)"How does the Regional Monetary Unit work as a Surveillance Tool in East Asia",设想在东亚地区实施宏观经济调查中纳入汇率监督,探讨了使用地区货币单位对AMU乖离指标(AMU DI)等进行汇率监督的实际运作方法以及防止危机的实际有效性。首先,比较了使用对美元汇率进行汇率监督和以AMU DI为监督对象时,在预防和预测危机方面,哪一种能够带来有效的信息。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使用AMU DI进行汇率监督,可以观测到反常的汇率实际增值(通常偏离:divergence)的初始是在汇率急剧下降的2-3年前,这一时期比观测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开始出现偏离的时期早半年左右。此外,为了消除AMU DI依存于基准年,其偏离幅度也随时间的流逝而增幅的问题,引进了有关地区内汇率的长期均衡汇率的概念,将AMU DI的变化分解为恒常性趋势部分与过渡性失调(misalignment)部分,测算了过渡性偏离的持续长度。结果表明,印度尼西亚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的过渡性偏离有持续2-3年的趋势,本来应该是暂时性的汇率偏离,如果出现较为长期性的情况,宏观经济监督机构就应该向该经济体提出警告。引进以AMU DI作为汇率监视对象的监督程序,不仅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还可以为建立亚洲一体化做出重大贡献。

  针对该发言,与会者提出下述两点意见。第一,有人提问,为什么与PPP减半期相比AMU DI的偏离时间相对较长?AMU与REER在效果上有什么不同?印度尼西亚卢比与菲律宾比索失调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要考虑到AMU DI货币组成变化给AMU本身带来的影响,在定义危机的预兆时如何评估偏离的大小、均衡汇率的定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会场中有人指出,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的变量要考虑到I(2)的可能性,对一次阶差的数列同样需要单位根检验。

  第八个发言(章)"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将焦点置于亚洲各国,构建了新的数据库,对有关两国间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关于以亚洲各国为分析对象的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产生什么影响的实证研究,得出了汇率变化给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的结论。该论文的特点是在先行研究提出的最重要的四个决定因素,即产业之间贸易、产业内部贸易、产业结构的相似性、金融一体化的基础上,加上汇率因素进行了分析。

  针对该论文,参加讨论者提出了下述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思考从实证结果带来的政策含义时,将经济循环的联动性分为长期趋势和短期循环来分析十分重要;同时,对于经济周期的联动性,不应单纯从供给方面,从需求方面来看也十分重要。此外还有人提议,从汇率变化进行实证研究是该论文的独到之处,应强调这一独创性,并进一步考虑作为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决定因素,还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其他因素。

   上述会议报告的论文将有一部分刊登于中国经济杂志《世界经济》。今后还将继续通过举办研讨会讨论中日间的研究成果。

2012年12月20日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