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者对本书的介绍（选自本书“前言”）
对最低工资进行全面分析，探讨日本最低工资及其政策的应有方式
本书的问题意识和目的
2012年底开始执政的第二届安倍政权，把摆脱通货紧缩作为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目标，连续推出了大胆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此过程中，安倍总理在2013年2月与经济界交换意见时，提出了提高劳动者工资的要求。这是因为，要想通过摆脱通货紧缩和改变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走上增长轨道，就需要让这些政策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根据这种要求提高工资的动向。
无需多言，摆脱通货紧缩只靠货币政策很难奏效，从物价与工资的相互关系来考虑，为了摆脱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和“提高工资”缺一不可。不过，强制要求企业提高工资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最终还是应以企业收益增加、生产率上升为提高工资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府主导提高工资的手段而受到关注的是提高最低工资。第二届安倍政权的“增长战略”，也从“完善提高最低工资的环境，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视点，提出“为在所有收入阶层提高工资和实现企业增加收益的良好环境，今后应认真思考经济运作，努力提高最低工资。为此，应扩大对中小企业和小规模业主的支援，提高生产率等”。
日本的最低工资作为劳动和工资政策受到特别关注，始于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2006－2007年左右。第一届安倍政权的2007年，政府成立了由政府、劳资、公益组织组成了“提升整体增长力战略圆桌会议”，开始对提高最低工资和中小企业生产率进行支援。而且于2007年修改了最低工资法，在决定最低工资时考虑与生活救济政策的统一性。
这一潮流在2009年民主党执政后进一步加速，在2010年6月政府制定的“新增长战略”中，民主党依照竞选纲领，决定“尽快在全国保证800日元最低工资，在考虑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争取实现全国平均1000日元”，并设定了至2020年为止，最低工资水平应达到“全国最低800日元，全国平均1000日元”的目标。结果，以城市为中心，最低工资大幅度提升，出现了两位数增长。
如上所述，近年来最低工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对作为分析对象的最低工资的关注非常有限，关于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对日本最低工资的经济分析的积累、围绕最低工资政策的讨论都不能说很充分。因此在决定政策时，并没有基于证据进行严谨的讨论。
本书的目的在于，为了打破上述状况，全面介绍国内外关于最低工资的理论和实证性研究，阐明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使用可以分析近年来政策变化影响的几个规模不同的微观跟踪调查数据，全面分析最低工资，从正面提出有关日本最低工资及其政策的建议。
本书的结构和内容
第1章（鹤论文）全面介绍国外和日本关于最低工资的理论和实证性研究，俯瞰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作为政策上的含义可以举出下述几项：（1）在针对容易受最低工资变化影响的劳动者的分析中，基本上都出现了对就业的负面效果，因此在提升最低工资时，应尽量缓慢提升，避免特定群体负担过重。（2）不仅对就业，而且对收入分布、劳动时间、收益、价格、人力资本的影响也应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估。（3）日本也应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基于证据对最低工资做出决策。
第2章（川口、森论文）使用厚生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调查》和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等个案调查数据，制作了2006－2010年的各县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2007年修改最低工资法之后，提高最低工资对劳动者的影响。分析的焦点集中于受最低工资影响最强的未满20岁的男女劳动者，结果显示出，（1）在工资方面，最低工资上涨10%时，工资率将上升2.8－3.9%；（2）在就业方面，最低工资上涨10%时，未满20岁的男女就业率会减少5.25%。与未满20岁的男女平均就业率为17%时相比，减少效果达30%左右，可以说对年轻劳动者就业的负面效果非常大。
另一方面，不应忘记，提升最低工资不仅对劳动者，对企业也会产生影响。第3章（奥平、泷泽、大竹、鹤论文）为了考察提升最低工资与企业负担的关系，使用大量的企业层面个案调查数据（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调查》），推算了各企业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验证了该边际产品价值与工资率的偏离“差（=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工资率）”受到最低工资变化的什么影响。分析结果发现，（1）最低工资上涨时，企业采取裁减雇用人数或扩大负偏离差的对策；（2）负偏离差的扩大持续大约4年。可以说，最低工资增额使企业内部的资源分配效率受到了阻碍，由此增加了企业负担。
第4章（森川论文）也对最低工资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使用企业跟踪调查数据（经济产业省《企业活动基本调查》）进行推算的结果，（1）实际最低工资越高，企业利润率越低，这两者关系带来的影响在平均工资水平越低的企业越显著；（2）从各产业分别来看，服务业的最低工资对企业收益产生的影响最大。此外，还从人口越多的大城市，生产率和工资也越高这一“集群的经济效果”和各地区的物价水平，验证了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果显示出，（1）近年来，由于调整了物价水平的地区差，实际最低工资的差距不断缩小；（2）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最低工资相对升高，这可能意味着偏高的最低工资会给经济活动密度低的地区活力带来负面影响。
第5章（森论文）与其他章的分析不同，通过经济实验，弄清了最低工资与劳动者的努力水平（劳动积极性）之间的关系。首先第一，如果没有失业，所有的劳动者都在工作，那么最低工资会降低（相同工资的）努力水平。这是因为，最低工资的存在使标准工资上涨，让劳动者付出同样的努力需要更高的工资。第二，如果劳动者有可能被企业拒绝雇用，则最低工资不改变努力水平，或者具有提高努力水平的效果。这是因为，一旦失业，即使有最低工资规定，也不能改变最糟糕的失业状况，因此标准工资上涨的效果消失。而且最低工资导致失业率上升，对努力水平产生了正面影响。
以上主要分析了最低工资给劳动者和企业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围绕最低工资的决策过程和应有方式的分析也非常重要。
第6章（玉田、森论文）分析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历史概要、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提示的最低工资大致金额、以及各都道府县的地方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提升额度时的决定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提升额度不受各地区的消费支出额、工资上涨率等因素的影响，基本上按照中央审议会的提示。各地区的最低工资由地区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地区最低工资审议会应在参考中央审议会的提示的同时，在提升额度中比以往更多地反映地方的状况。另外，生活救济标准也未必反映了每个地区的实际消费情况。2013年度的预算方案降低了生活救济标准，应给予正面评价。
最后在第7章（大竹论文）中，运用教科书式的劳动市场模型和最近的实证分析，围绕最低工资制度作为扶贫政策是否有效进行了讨论。一般认为，在日本，特别是从90年代末期起，最低工资开始对日本的劳动市场产生影响，而且其效果大多是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在短期内不涉及财政支出，因此作为扶贫对策，在政治上受到欢迎。然而许多以最低工资水平从事劳动的人，是全家收入超过500万日元的家庭的非户主劳动者。本章的结论是，最低工资政策并没有发挥出扶贫对策的效果，要想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儿童贫困问题，应以儿童为对象，充实发放补贴、减免税额、保育、食品、住房等实物补助。
总结
整理归纳以上内容可以发现，使用最近各种大量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1）如果只限于容易受到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者（未满20岁的年轻人），则提升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非常显著；（2）最低工资对企业收益产生的负面效果也非常明显；（3）提升最低工资惠及比较富裕家庭的非户主劳动者，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扶贫政策还存在漏洞。
本书各章是根据2012年9月在经济产业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整理的，按照本书作者个人的理解，出席该会议的持各种立场的学者也对上述基本事实和认识不持异议。不过，如果要对最低工资政策持批评意见，就必须拿出替代政策，尽快探讨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保障贫困者生活的政策。发放补贴、减免税额固然有很大的优点，但是要想采取这种措施面临着财源等几个课题。日本的税制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平均化，今后对高收入阶层加强累进征税，把这些税收用于扶贫对策也是选项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对其他扶贫对策抵抗强烈的话，也可以再返回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重要的是比较几个扶贫对策，综合考虑其效果和政治上的可行性。
最后，催生本书诞生的（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劳动市场制度改革”研究项目成立后迎来了第7年，在此我们对始终如一地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的中岛厚志理事长、藤田昌久所长、以及各位管理人员和辅助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能够完成系列第4册，与斋藤博编辑始终如一的热情与尽力是分不开的，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编者代表 鹤光太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