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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CRO（至2004.3.31）
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 研究领域
青木昌彦 |
很久以来，我就对中国比较感兴趣。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经济制度时，我认为不仅仅要理解西方的制度，还应该理解中国等亚洲的制度。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6年，与几位经济学家同去的。当时“四人帮”还未倒台，我们去了中国好几个城市，与各种人进行了讨论，在旅途中我获得了一些对比较制度分析很具启发性的要点。90年代我作为世界银行顾问有了更多前往中国的机会，并接触了许多政府官员。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在文革时期，也就是60、70年代增加了3亿人口，整整是日本人口总数的2倍以上，问题是如何消化这些新增人口，而中国的选择是先把年轻人送往农村再说。这一代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蹉跎岁月。76年时我也去了清华大学，当时校园里都是军队和党政干部，没有一个学生。77年邓小平复出，清华、复旦等大学时隔十年开始重新招生，当年被送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中最优秀者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我的斯坦福大学同事钱颖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农村时用偷听收音机的方法学习英语，当时人民公社的干部质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这些人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具有出色的才华和热情。正如日本战后政府官员们不希望战争时的光景重现，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重建倾尽心血一样，文革一代人不愿意再回到文革状态，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产生了使命感，认真思考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现在，这些人已是中国政府的中坚力量，即42、3岁到50岁左右的人。现在是IT时代，如果中国的经济体系中不吸取IT技术，中国将无法发展下去，朱镕基依靠的就是这一代人。现在从美国回去的人还不多，但在中国有一些英语很好、又对经济颇有研究的人才。
上个月我去了中国，这次是因为我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所以应邀到复旦、华东师范、清华、北大作了巡回演讲。在清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法学院很热门，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大多进入白领阶层，收入颇丰，这是因为合同法、破产法等法律的具体工作在中国日益重要的缘故。现在中国发展迅速，亦在向现代法律社会转轨，上述人才将逐渐进入中国的领导阶层。
同时，在中国还有保守派，如国营企业的部分领导等。我听说过一些日本企业在与这些人谈判时遭到失败的事情。表面看起来欧洲的许多企业似乎比较顺利地开拓了中国市场，我曾与其中一些企业的总裁聊过，他们也是饱尝了失败，但他们并未止步，而是重新考虑应该如何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意识到应该大胆使用可信赖的中国人，由他们来负责中国业务。富士通总研的金坚敏高级研究员做过一个很好的调查，他不仅采访了对华投资的日本公司，也采访了欧美公司。调查表明：认为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不守信用得的多为日本公司，而欧美公司基本上没有这种看法。
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对待日本人和西方人存在双重标准，也许存在这种现象，但欧美公司确定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精心挑选可信赖的中国人并委以重任。日本公司也应大胆起用中国人来开拓中国市场，这样才易赢得中国人的信赖。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日本应与中国好好相处。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动态的，在中国有许多依法办事的人，包括经营者、政界人物，日本应该协助他们成长起来，这对日本也是有益的。
这次的通商谈判（围绕三种农产品的贸易摩擦）是长久流程的一部分，最终目标当然是法制井然的社会，但在实现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才能顶住“条块化多元主义”农业团体的压力，实施真正意义的产业政策？我们应该积极地肯定和赞赏12月22日谈判的成功。
经济产业研究所是独立行政法人，我们将不断地向经济产业省进行政策提案，并坚持直言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