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产业发展——以中国温州和重庆为例*

　　在时装界，米兰之所以能够压倒巴黎，有人认为是由于米兰周边地区拥有灵活的服饰体系，因此可以迅速地生产出产品。作为产业集约的例子，硅谷虽然有名，但在中国的中关村及温州、江苏省等地，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及海得拉巴，孟加拉的达卡，越南北部的农村都形成了产业集约。受全球化影响，无国境化不断发展，现在只有为数很少的强有力的产业集约才能够生存下去。

　　在开发经济学的领域，主张为了削减贫困就必须发展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观点也越来越流行，然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把握集约的研究却寥若晨星。产业集约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在此将其定义为"生产类似及相关产品的很多企业密集的地区"。举例来说，大量存在零件生产企业与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状况就是一例。产业集约可以分为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城下町型和不存在大规模企业的中小企业型。作为集约的好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信息的溢出（模仿）、企业间的分工、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发达等三点。换言之，如果将企业设立在集约地区以外，则难以接收最新信息，不便于采购零件，同时也不容易找到熟练工人。因此，新企业就会积极地参加到集约中来，就会形成集约不断扩大的良性循环。

　　集约的利益并不仅仅在于此。首先，集约经济学中不存在商人的视角。由于在狭小的地区内企业密集因而经常有传言传来传去，所以即使搞鬼也很容易被揭穿，这样商人就不会再来了。同样企业也不会和口碑不好的商人交易。口碑的流传就意味着交易费用的节约，可以称之为"商人与企业的交易费用的节约"。

　　此外，在处于数量扩大期的集约阶段，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商人和零件生产企业等各类人员纷至沓来，于是就扩大了革新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熊彼特所谓的新结合的可能性。这是重新利用既有的资源，比如说由销售者雇用商人，将市场（集市）上销售零件的企业作为承包商等。在对集约的研究中，一直以来都强调模仿的作用，但如果没有革新也就没有模仿，仅有模仿并不能向前发展。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遗漏了集约能够扩大革新的机会的论点。

　　调查方法首先是在现场仔细地听取意见，然后分发、回收问卷。在亚洲及非洲等进行的几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成功的产业集约的基本发展模式与国家和产业无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集约的模式可以用萌芽、数量扩大、质量提高的三个阶段的内生性产业发展模式来说明。

　　在萌芽期中，通过内在力量出现了创始者。此时，在服装及制鞋等生产环节比较简单、销售环节比较复杂的产业中商人会成为主导，而在机械等制造起来比较麻烦而销售则相对简单的产业中技术人员则更有成为主导的倾向。制造业在初期生产产品非常辛苦，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从模仿发达国家的产品开始。之后产生出追随者，模仿创始者。

　　在数量扩大期，这种情况使生产低级产品的企业不断涌现出来从而形成集约。最初还能获得收益，但随着低级产品的大量生产价格就会不断下降，利润就将减少。

　　为了重新获得利润就产生了多方位的革新，由此进入质量提高期。无法成功地进行多方位革新的企业将被淘汰，而成功的企业将成长为大企业。因而在集约地区内部剩下的企业当然就会在质量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从这种循环来看，虽然也有不少停止于数量扩大阶段的事例，在亚洲取得成功是由于能够迈向下一个阶段。为了生存下去，提高产品质量是先决条件，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多方位革新成为决定性因素。1990年时，中国产品卖不出去。这是由于人们存在着"中国制造=不良产品"的印象。为了将好的产品卖个与之相应的高价，就必须在改善企业形象的同时，确立品牌形象，独自确保不与其他产品相混淆的销路也非常重要。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事情也必须做到。如果能够生产出高质量且与众不同的产品，就会产生特别订货的需求，由于特别订货的零件包含着新的构思，所以如果给生产零件的企业看那么就会担心这种构思会被他们卖到其他企业去。为了严格地生产特别订货，同时向其他竞争对手隐藏商业秘密，就必须确立长期承包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收益。在集约过程中还存在兼并革新中失败的企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改善管理非常重要。而且，由于进行多方位的革新需要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进行思考的能力，所以高学历的企业家非常活跃。

　　在从产业发展的视角对集约进行调查时，我们从与削减贫困相关的创造就业机会问题出发，由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形成比较感兴趣，所以选取了在多方位革新中取得成功的中国温州及重庆为例。其中的温州，由于是耕地稀少的贫穷农村，最初是农家主妇从事副业，而丈夫则在全国各地贩卖枕套等杂货，其中还有部分人移民海外，包括偷渡的人数在内总共有200万人。还有很多人移居到国内的大城市里，他们在各地建设温州市场，销售温州的产品。

　　与富裕的江苏相比，浙江省本来既没有国营企业也没有乡镇企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没有样板，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温州在各地区（成为卫星城似的的下级城市）形成了服装、制鞋、灯具、打火机、低压电器、灌溉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集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他们周末招来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接受指导，产品仅通过遍布全国的温州商人销售。温州的人均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与中国整体相比，在经济改革伊始的1978年只是全国平均数的六成，到1992年就赶上了平均数，到现在已经达到国家平均数的两倍多。

　　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是由于市政府在80年代前期建设市场（集市），使交易得以顺利进行。到了80年代后期，由于产品价格开始降低，一家企业通过引进检查机改善了质量。此后，实现了多方位革新，在90年代成功实现了质量的改善，市里于是建设工业区，吸引企业。这在集约的发展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人们对温州产品带有不良的印象，但经过努力，这种印象也逐渐消失了。

　　我们调查的112家企业中，半数以上创立于80年代，由此可见，温州的集约在80年代处于数量扩大期。在转到质量提高期时加入集约的企业就减少了，但在此期间，企业的销售人员及商人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存在兼并和合并。结果，每个企业平均附加值数额从1990年到1995年增加了三倍，从1995年到2000年增加了10倍，如果算上子公司的话，则五年间增长了16倍。这是多方位革新的成果，技术人员的增加和长期外包成为企业发展的支柱。销售渠道也由原来的本地市场及商人占大多数到2000年变为由销售人员和代理店进行的直接销售占到了78%。

　　在温州还形成了企业集团。根据形成集团的时机可以分为独创型企业、革新型企业、追随型企业，不参加集团的独立型企业、被子公司化的企业等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最终在竞争中胜出的革新型企业雇用了大量技术人员。而且，在90年代这些革新型企业效益都不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这是由于虽然质量好，但价格低，花了很多经费的缘故。但是，此后收益大幅增长。他们懂得确立品牌形象，开拓销售渠道的重要性了。

　　综上所述，温州模式的关键在于市场（材料与产品）的建设促进了新企业的参与，通过建设工业区促进了集约的扩大，在这方面显示出政府在形成产业集约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为了使产业能够飞跃发展就必须进行多方位革新，这也是关键所在。

　　在重庆，摩托车的生产也是集约型的，市政府也正在建设工业区。与温州的不同之处在于，重庆是技术人员主导的产业。在1980年前后，生产武器的国营企业与日本的摩托车生产商开始合资生产是一个契机，但更重要的因素是由于毛泽东的"三线政策"，重庆已经具备了重工业的基础。在重庆，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乡镇企业从城市的国营企业中将技术人员及经营人员拉拢过来，一丝不苟地汲取知识，以此为踏板发展起来。这种做法与江苏比较相似，重庆模式也可以说是吸取了苏南模式及温州模式的长处而发展起来的。在多方位改革中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在调查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型私有企业中生机勃勃的三家企业，即三强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了比较。在生产数量上，与1995年国有企业的451,000辆相比，三强企业平均只有7000辆，但到2001年国有企业的生产数量降低到26万辆，三强企业却增长到595,000辆。我们还对每辆摩托车的价格及发动机的质量进行了比较。在重庆模式中，也出现了数量扩大趋势下价格下跌的现象，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价格下跌得很厉害。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平均价格上两者虽然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发动机的质量上，三强企业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生产的发动机质量比小型独立型企业差，但价格却更高。

　　三强企业大量雇用从国有企业拉拢过来的技术人员。有些企业甚至将国有企业的厂长拉拢过来。研究开发也不断增加。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拉拢过来的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发挥了重大作用。R&D支出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还发现企业间分工（=与子公司的承包关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重庆模式中，国营企业就起到了样板企业的作用，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虽然是内生性发展模式所不具备的因素，但在其他方面则是基本相同的。

　　埃塞俄比亚的制鞋和孟加拉国的服装等成功的产业发展模式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转化到提高质量的道路上来，因此最重要的是经营者的能力，特别是教育以及吸收国外技术的能力。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中国从日本及台湾学到很多东西。现在越南则正在向中国学习。

　　在集约的培育阶段政府建设市场和工业区的行为非常有效，即使在提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政府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模仿的扩展导致社会对革新投资过少，这样私人利益就偏离了社会利益，因此政府应该帮助纠正这种情况。在无法向提高质量的阶段转移或者无法充分转移的集约中，如果进行培训会怎么样呢？为了实现多方位革新，仅仅依靠原有的技术支持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经营及市场营销的相关知识。时机也非常重要，在数量扩大期即将结束，价格开始下降，企业家渴望新知识的时期，普及技术及经营知识意义重大，因此希望援助机构能够提供相关的服务项目。

问：

　　关于无法向提高质量转化的集约，应该对什么人实施什么样的培训呢？

答：

　　迄今为止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比较多，但我们所考虑的是以经营者，如果可能的话包括其左膀右臂在内的人员为对象传授销售及管理的方法。最好能在培训之前与之后进行比较调查，并将结果反馈到培训项目中，作为政府开发援助（ODA）这是划时代的。

问：

　　在向提高质量的阶段转化的过度期内政府予以扶持时，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分析市场状态的能力上存在困难，作为预测时机的方便易懂的标记，比如说是否可以以利润的减少作为指标呢？此外，从进口替代工业向出口创汇型产业的转换与从数量扩大到质量提高的转换之间有没有相关性？

答：

　　以埃塞俄比亚的制制鞋业为例，员工规模在8～10人的企业约有1000家，政府对此毫不知情。肯尼亚也一样，虽然有1000家家族经营的企业，但政府却并不掌握情况。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为逃税而隐藏起来的企业，如果小企业有500～1000家，由于会被视为数量扩大阶段的晚期，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为促成多方位革新提供支持的时机。

　　另外，一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就常常提到海外直接投资（FDI）。这当然非常重要，但在有的国家，却存在由于吸引了过高水平的直接投资而无法模仿，因此无法培养起来本地产业的例子。如果分散开来就形成不了集约。由于在进口替代的情况下水平过高，我认为先从低层开始发展，在基础产业形成后再向先进产业转移的方式较为理想。

问：

　　在创业者出现、确立生产方法方面有没有必要条件？此外，就世界整体来讲，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观点出发，反对模仿的呼声很高，今后发展中国家要想模仿是不是变得更困难了？

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是依赖于过程。温州的情况是温州商人带来了理念，重庆的情况中过去重工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难以处理的方面，所以从不太需要产业背景的服装、制鞋、金属加工等容易起步的产业开始比较理想。关于模仿的问题，正如您所指出的，中国的革新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不过是模仿的革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严峻的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