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医生和非专业医生的分工很重要
自2021年9月，新冠疫情似乎进入了稳定状态，但是也有人认为今年冬天会有第六波感染，所以无法提前下结论。目前，日本国民的75.8%完成第一次疫苗接种，68.0%完成了两次疫苗接种（资料来自首相官邸网站），届时第六波疫情的应对方式会与前五波不同。不管怎样，有必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充实医疗提供体制，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
虽然也有人指出医疗服务供应体制存在医生不足等问题，但是如果建立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体制的话，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因为疫苗越普及，轻症患者和中等症状患者的比例越高，即使非专业医生，只要是有一定知识的医疗人员也可以应对。如果专业医生不足的情况得到改善的话，焦点将集中在能否准备好应对传染的硬件设施上。
当然，今后以未接种疫苗人群为主也会出现重症患者。这样一来，确保重症病床就是紧急课题。根据模拟最坏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需要病床数为现在的两倍。当然，重症病床并非永久性的。重症患者走向康复，患者不再具传染性的话，可以转院到非专治新冠病毒感染的普通医院。实际上，东京都墨田区等几个自治体都在实践与地区内医院的转院合作。
大阪府在2021年春的第四波疫情（2021年3月下旬-6月）期间，无法应对超出预测的感染蔓延速度，重症病床不足问题严重。但是，通过反省，在迎来夏季第五波疫情（同年7月上旬-9月）之前，增加了重症病床位，改善了轻症患者和中等症状患者在地区内的横向合作等应对措施。如果能建立这个机制的话，就没有必要增加病床的绝对数，其他的自治体也可以借鉴。如果在第六波疫情到来之前各地建立类似的合作机制，应该可以从容应对。
现在，行政部门对接受新冠患者并确保病床的医院给予了经济激励，但应该重新设计该运营手法。到目前为止虽然确保了病床，但是从经济上考虑，不接收新冠患者的好处更大，激励制度没有起到成效。由于接种疫苗给医疗人员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利益，使接种速度急剧上升。如果好好设计激励制度的话肯定会有效果。虽然大家都知道有财源问题，但是为了构筑坚实的医疗服务供应体制，需要重新设计激励制度。
如何提高疫苗接种率
关于如何提高疫苗接种率，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从数据可以看出，年龄越低，希望接种的人数减少。也就是说，提高年轻人的接种积极性是首要课题。
首先，介绍几点行为经济学上有效的方法。首先应该马上讨论发送通知单。从各自治体向居民发送疫苗接种券到接种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忘记保管场所或丢失的人不在少数。让这些人去进行接种实属不易。如果这样的话，用明信片等形式发送再次提醒的通知单，预计会有很大的效果。另外，对于丢失疫苗接种券的人采取凭身份证即可接种的措施也很重要。对未接种的老年人特别有效的是预先指定日期和时间，并为想要更改预约时间或不想接种疫苗的人设置预约系统。换句话说，鼓励行为改变或“轻推”。
再次审视信息发送方法是否合理。例如，公布目前的接种比例（在首相官邸网站已经公布），如果地方自治体也推出类似的信息，很多人会认为自己也必须要尽快接种。在发送通知单的时候，提供同年龄段的接种信息也是一种手段。各自治体应尽可能频繁地更新接种比例的信息。东京都狛江市以“SAVE KOMAE（狛江） PROJECT”为题，提出了年轻一代（12-39 岁）的接种率要达到“75%”的目标。截至10月18日，接种率71%，离实现目标还差1079人）。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另外，11月以后也有引进疫苗接种、检查套餐的动向，可以共享在海外是否接种疫苗作为入境条件的信息。虽然也需要讨论给予经济上的激励，但前提是，应该认识到金钱刺激的两面性。具体来说，对于接种意愿低的人来说，金钱上的激励有积极影响，但是对于接种积极性高却没有预约的人来说，可能会起到面作用。因此，等到有意愿的人大部分会打完疫苗，接种率停滞不前的时候，就是用金钱刺激的时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正处于探讨的阶段。
具体需要多大程度的金钱刺激比较妥当。根据《科学》杂志发表的瑞典实验结果，支付24美元后，接种率从71.6%上升了4.2%。日本和瑞典的国民意识和认识等背景条件不同。我和东北学院大学佐佐木周作副教授、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传染病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斋藤智也主任以25-49岁人群为对象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支付和瑞典差不多的2500日元没有什么效果，至多提高1-2%左右。如果将目标设定为提高4%的话，需要考虑人均支付5000日元左右的费用。
另外，应该同时考虑的是，不要降低有意愿却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的动机。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动用5000日元激励机制，会降低打算免费接种的人的九个百分点。也许会让人意外的觉得“为什么给钱，接种欲望会下降呢？”，我个人考察得出的结论如下：25-49岁的大多数人打疫苗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考虑到周围其他人。如果这样，就不想被人认为“是为了钱而打疫苗”，金钱刺激势必起到相反作用。在研究中，1000日元也好30000日元也罢，与金额的多少无关，愿意接种疫苗者接种率大幅下降的结果就是回避授受金钱本身的证据。
如上所述，导入金钱性激励需要在接种率达到顶点之后。如果激励机制会消除利他性动机的话，不妨可以导入有利他性意义的激励机制。作为帮助在新冠疫情受到经济损失者的机制，敦促参加“Go To travel point”的信息会很有成效。当然，激励如果不给过去已经接种疫苗的所有人，就不公平。金额应该参照各种各样的研究结果，考虑费用对效果来决定。
日本的疫苗政策顺利进行的理由是一开始就没有引入金钱刺激，没有打消“为他人打疫苗”接种者的积极性，再加上使用了疫苗接种券制度。根据我们的助推研究，疫苗接种券有强调接种所有权的效果，因为上面写着“您已经获得疫苗接种权”。
还有一个与西南学院大学山村英司教授等人研究得出的颇有意思的研究结果。关于分析接种疫苗后是否会外出的结果显示，整个年龄层都有尽量避免外出的倾向。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有明显的倾向。也就是说，好不容易接种了疫苗，不想感染也不想传染给他人的心理在起作用。40岁以下的人在接种后会外出，但未接种疫苗者继续控制外出。这或许就是2021年9月以后感染人数急剧减少的原因之一。
加快关于疫苗护照的讨论
今后必须认真讨论如何让防疫对策和经济活动两立。也应该讨论是否导入疫苗护照。即使疫情持续稳定状态，在举行大规模活动时也应该引进疫苗护照，如果感染扩大的话，更广泛地推广疫苗护照尤为重要。
文章开头提到，即使疫情再度蔓延，只要整顿好医疗体制就可以确保足够的病床。在此前提下就应该激活社会经济活动。国外的研究结果表明，接种疫苗的人即使感染也很有可能会停留在轻度和中等症状。今后的感染主体是未接种疫苗人群。那么仅凭一个指标，即感染人数就继续停止经济活动是否合适？例如80%的人接种了疫苗，就减少了重症化的危险。过去京都大学西浦博教授提倡的“不采取任何对策的话将有40万人死亡”，通过接种疫苗，死亡人数可降至八万人。以未接种疫苗者为主，直到全部感染一遍才能停止。
如果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话，也许可以抑制疫情蔓延的速度，但是不能减少感染死亡人数。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下，最低限度地继续防疫并有效利用疫苗护照，可以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
在讨论疫苗护照时，必然会涉及人权问题。作为大前提，应该考虑向不能预约、因财务问题或健康状况等不能接种疫苗的人群提供固定价格或免费的核算检测。在此基础上，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其他人群的人权。现实问题是未接种疫苗者自身感染或者传染给他人的风险较高。而且，抑制感染者外出是由“传染病法”（关于预防传染病以及针对传染病患者的医疗的法律）决定的，这也必须考虑是否会剥夺其经济的自由。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有各种各样无法自由生活的人。
例如，作为防疫对策，限制饮食店的营业，剥夺了相关行业人员的经济自由。不应该只特别考虑未接种疫苗者的人权。至少承认隔离感染者和限制感染风险高者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
应该给各地方长官一个“借口”
2021年10月岸田内阁成立。在菅义伟政府时代，政府发信力不足受到严厉批判。确实，非常时期提供信息至关重要。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改变自己行动模式，比起紧急事态宣言，更在乎根据感染和医疗体制的状况来判断。因此，政治传达的信息直接关系到新冠对策的成败。关于这一点，也想从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来考虑。
上文引用了西浦博授提出的死亡40万人的预测数字，事实上通过激起人们的恐惧心理来促使改变行动模式的手法非常有效。但是不能长期连续使用，只能用一次，这也是其不足之处。如果不是相当恐惧的话，人们很快就会习惯。倒不如说“如果采取防疫对策的话，就能保护周围人的生命”这样的增益信息更适合反复使用。现在政府和地方自治体也在按照这个方向发送信息。而且，像2021年夏天的京都那样，在疫情急速蔓延的时候强调医疗崩溃的危险性等，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发出适度的令人感到恐惧的信息很现实，实际上也有效果。岸田政府基本上也应该以增益信息为基础向国民呼吁。但是，问题在于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的分工。例如，地方知事有责任和权限充实医疗服务的供应体制。但是，如果知事和医疗相关人员正面吵架就陷入了无法沟通的局面，不能团结一致采取新冠防疫对策，最终出现本末倒置。另外，考虑到选举等因素，知事无论如何都难以发挥其强权。
那么，例如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负责和协调医疗相关人员，为此是不是应该重新设计包括协调权限和责任所在的机制呢？当然，各地区都有其特殊的情况，国家不能统一对应。如果将一切都交给自治体的话，知事就必须顾全医疗现场和经济稳定，变得束手无策。如何改善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使知事能够专注于新冠疫情对策？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岸田政府的课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地方找一个这是国家“命令”的“借口”，在知事推动各行业团体等完善医疗提供体制上，也许会成为有效的一张牌。
还有一点，如果让我对政府发布信息方面提出建议的话，我认为应该制定一个事先测试发布信息的系统。在紧急状态下际，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如果事先使用网络调查和各种数据，测试哪些信息有效，并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就会提高效率。信息发布后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这与民间企业的市场营销手法一致。
在新冠疫情对策分科会上再次认识到的事情
以上从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我在新冠疫情对策分科会上再次认识到，站在不同的知识立场和角度，全面思考政策措施并反复议论的重要性。分科会有不分文理各方面的专家出席。医疗工作者以感染人数或医疗机构、保健所的负荷最小化为目标，经济学家则基于经济损失、自杀、教育、贫困等新冠疫情之外的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例如，在什么时机公布接种疫苗后的出口战略成为了一大讨论议题。目前，医疗方面担心如果公布缓和接种疫苗后的行动限制政策，担心人们会立刻在防疫上松懈。而经济学者恰恰相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缓和，具有“跨期替代”效应（“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所以人们觉得现在可以忍耐一下，反而会强化感染对策。
在分科会上，很多专家的观点也不一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防疫对策如果不理解人性本身的话，也无异于纸上谈兵。我的立场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拿出各种各样的真知灼见进行讨论，不正是克服这个危机的唯一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