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内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趋势变化

　　世界经济在今后20年间预计年增长2—3%，整体上仍然是由亚洲经济增长拉动世界经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受人口动态的影响很大，简单地说，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利。

　　根据以往的经验，人均收入达到五千至两万美元时，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会加速，因此，中国和巴西什么时候达到这个水平，将决定世界经济势力版图的改变。而且，到2030年，中国和美国并立为世界两强，到2050年时，中国将居世界第一，印度跃升至第三。出人意外的是英国的排名上升，日本与德国、韩国将一起下降。英国人口增加，老龄化也并不严重。这是由于阿拉伯移民和非洲移民的出生率急剧升高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预计英国的劳动投入将增加。另一方面，德国和日本一样，由于人口动态的副作用而逐渐衰落。

　　被称为BRICs（金砖四国）的国家在2020年后的10年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但是进入2040年以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将逐步崭露头角。此外，在金砖四国中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是俄罗斯逐渐沉降；巴西虽然在2020年以后迅速上升，但同时也趋向成熟；中国如果不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就会直线下降；只有印度预计可以维持高增长。

　　日本经济如果保持现状，从2030年左右负增长将成为常态。日本占世界GDP的份额在2010年为6.3%，2050年将跌至3%以下。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劳动投入，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劳动投入量每年将减少1%左右，逐渐进入无法投入劳动的时代。有意见认为，通过促进女性参加劳动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然而女性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与短时劳动的增加相关，因此，即使女性参加劳动，其效果也会被短时劳动比例的上升抵消，或者由于女性参加劳动，男性在家照顾子女的家庭增加而失去意义。如果不对这些情况采取对策，只是简单地把男性劳动力置换为女性，就不能弥补劳动投入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日本产业的现状看作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还是向比较优势产业的转换呢？首先我们看一下汽车制造商，到2020年新兴国家的汽车需求将不断扩大，在新兴国家销售商品，重要的不是高质量高价格，而是适当的质量和适中的价格。因此，不能在日本国内生产出口，而应实现在当地制造当地出售的本土化。这就是产业空心化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在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的同时，进出口也都有增加，GDP也在增长。所以，不应把迄今出现的情况视为产业空心化，从日本整体来看，可以认为是向比较优势产业的转换。如果认为把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的结果，在海外成立当地法人，在海外市场出售产品，提高了销售额增长率，那么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就没有失去商机。

　　有研究指出，引起产业空心化的原因是法人税、关税和电费等，冷静地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其实汇率非常重要。3.11大地震前后，汇率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最近以来，核能发电遇到困难，天然气等燃料的进口增加。在这种状况下，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上升，并进一步引起燃料进口增加。汇率水平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干预等手段加以操纵，但是操纵期间不可能长久。结果，只要不采取通货紧缩对策，日元升值趋势就不会有大幅度改变，日本出口产品的模式本身就很勉强。

　　关于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以日产和丰田的比较为例，日产已经相当接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模式。另一方面，丰田在日本国内的生产比例约占一半，而国内的销售比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因此，两个比例之差全部要承受出口的汇率风险。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是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模式正确，还是继续维持出口模式。

　　日本政府的金融负债毛额超过1000万亿日元，净额也高达600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家庭经济的金融资产毛额为1500万亿日元，净额为1150万亿日元，足以覆盖政府债务。企业的负债净额也有500万亿日元，但是在流动资金方面有盈余。

　　我们产业调查部认为财政破产不会轻易发生，从IS平衡的角度来说，家庭经济和企业今后也会继续盈余，用以填补政府赤字。而且，从国内外的经济增长率差距来考虑，反映对外资产运营收益的收入收支的盈余幅度可能扩大。在进出口方面，从长期来看，也会反映出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差距，出口的扩大速度大于进口。日本国债的主要购买主体是国内金融机构，只要日本的金融机构不抛售国债，财政破产的可能性就很有限。

　　根据索洛模型（Solow growth model），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关键有三个：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高这三个关键，我提出七个对策，即：放宽监管、重组产业、对内外投资、发挥政府作用、能源政策、创造新产业、接受移民。

　　首先是放宽监管还是强化监管的问题。观察全要素生产率和监管的相关关系可以发现，放宽监管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都比较高，因此可以说应该放宽监管。不过，有时通过强化监管也可以产生新产业或新商机，所以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持强化和放宽的平衡、拆散和重组的结合。

　　其次是对内和对外投资的问题。在印度和中国制造汽车成品的企业，获取海外利润，企业价值上升。但是在印度挣的钱大多在当地用于再投资，没有多少回流日本。日本企业在海外发展，在当地获得利润，日本的GNP（GNI，国民总产值）虽然增加，但不会直接带来GDP（国内总产值）增长。因此，创造新产业，使海外的利润回流国内，用于国内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是作为桥梁的政府作用。从1989年至2011年，对将来感到不安的家庭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企业的期待增长率下降，这造成了想投资却难以下决心的萎缩心理。把这样的问题交给民间，是否能自然得到解决存在很大疑问。例如，在引进可再生能源的最初阶段，如果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支援，就可能有企业愿冒风险参与。在这里需要政府作后盾。

　　此外还有能源问题。关于电力需求和能源的自给率，如果把日本和世界各国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的特点是能源自给率极低，电力需求非常大。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低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这个观点，我认为对于现在立即放弃核能发电，没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GDP增长1%的问题。我不知道增长1%的目标是否真的妥当，但是，在基础财政支出有盈余的前提下，如果名义增长率不高于长期利率，政府债务占GDP比就会增大，因此1%左右的增长应该是必须的。要想维持1%的增长，截至2030年需要创造出100万亿日元的GDP，为此需要通过创造新产业和接受移民等方式保证劳动投入。例如，通过扶植可再生能源、农业、旅游、医疗和护理等“新产业”，可创造出大约30万亿日元的GDP。剩下的GDP需要通过扩大劳动投入量来实现。关于接受移民的问题，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在此，我呼吁，为了确保1%的增长，需要把接受移民的问题纳入讨论日程。

　　在农业领域，例如意大利的农产品，具体来说，意大利葡萄酒为什么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认为品牌的作用非常大。如果日本也能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提升品牌观念，农业生产率也许就能够提高到意大利的水平。在这方面重要的仍然是放宽监管，尤其是促进农田流动化的政策措施。例如，现在农田信托的受托者只限于农协等组织，这或许是妨碍农田流动化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只要实现农田流动化，完善能够形成大规模农业的环境，同时放宽各种监管，农业就可以成为增长产业。

　　护理也是一个必须设法改善的产业。今后老年人肯定要增加，所以与此相关的需求也必然会不断增加。问题是由于护理工作人员的工资被压低，导致护理工作人员紧缺。只要能够保证充分的劳动供给，护理完全可以作为产业发展壮大。而且在医疗护理还会波及到周边的机器人和医疗器械等日本固有竞争优势的各种产业，据说整体上能够创造大约7万亿GDP。但是，如果只是把劳动力从其他产业转移到护理产业，那么从日本整体来看，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探讨是否选择以移民填补护理产业的劳动供给变得非常重要。

　　最后，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考虑包括上述护理在内的接受移民问题的时候，假设每年接受10万移民，2050年的移民比例为大约20%，移民在日本定居，生一个孩子，以此推算的结果，对GDP的贡献将达到30万亿日元左右。要想确保日本持续增长1%，就需要企业把在海外赚取的资金回流国内时，有吸引投资的产业，但是仅靠这些还达不到GDP增长1%，如果不把通过接受移民等增加劳动投入来提高GDP的效果也计算在内，就无法保证1%的增长。由此看来，现在已经面临不打破接受移民的禁区，认真开展讨论，就难以发展经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