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版通商白皮书——战胜震灾，加强全球化经济网络的再生

石冢先生：
　　所谓“世界贸易六极”是指日本、EU（欧盟）、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ASEAN（东盟）、南美共同市场和中国。在1990年时，说得极端一点，是日本、欧盟和北美三极结构。但是从雷曼危机以后的贸易额可以看出，重点逐渐从日本—EU—NAFTA向中国—EU—NAFTA转移。

　　中国显示出了压倒性的影响力。与欧美之间的贸易低迷形成对照，对华贸易，尤其是中国与欧盟贸易迅速扩大。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紧密的是德国，与此相反，日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例如，2000年时中国进口小轿车的60%是日本产，但是到了2010年，日本的份额下降至不足四分之一，把首位让给了德国。进而从东亚的贸易结构来看，1990年时日本、东盟和中国分别与欧美进行交易，但是到了2009年，以中国为窗口的结构突显，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比较均衡的东盟，地区内部的贸易不断扩大。

　　根据这种六极结构的变化，在本次白皮书中，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验证。
　　•所谓“替代”日本的国家是什么？（震灾是否促进替代？）
　　•作为“世界第三”的日本今后应构建什么样的通商贸易关系？

　　地震后，日本的出口以向NIEs和东盟出口的电子机械为中心急剧下跌，到了5月仍然持续低迷，而台湾承接海外订货却不断增加，特别是从东盟承接的订货，4—5月大幅度增加。虽然还不能仅以此就断言台湾已经代替了日本，但是可以认为，日本丢失的东盟内需被台湾占领。另外，在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以汽车为中心正在缩减的同时，向美国出口扩大了份额的国家是中国、德国和韩国。这些国家有可能暂时代替日本，不过这种趋势今后是否持续还是未知数。

　　那么，沦为“世界第三”的日本今后将会怎样呢？

　　在列强时代，当时欧洲的“第三”德国在总理俾斯麦的领导下，曾经通过与陆地强权俄罗斯和海上强权英国都缔结友好关系来维持并扩大了影响力。同样，曾经是远东“第三”的日本也在日俄战争刚结束时就缔结了日俄协议，同时继续维持日英同盟体制。

　　现在，对于再次成为“第三”的日本来说，今后与“第一”和“第二”构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当前经济合作的焦点，有日中韩FTA（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欧盟EIA、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另一方面，还有必要考虑与旨在实现不依附于中国的独自经济增长的东盟进行合作。

宇多先生：
　　从1990年到2010年，日本的进口和出口都有所扩大，在这20年间，尤其明显扩大的是中间产品贸易。

　　因此，在此次白皮书中，对中间产品贸易给日本国内经济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纵观分析。日本以前的产业结构是“全套型”，进口资源以后，在国内进行全部加工直至完成最终产品。但是最近以来，国际分工取得进展，中间产品的进出口不断增加。在此，以“资源”、“材料”、“零部件”、“汽车”这一生产工序为例，说明一下。首先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即使把出口产品从“汽车”改变为“零部件”，把进口产品从“资源改变为“材料”，只要增加贸易量，该企业的收益就增加。但是，如果从宏观视角来看这个变化，那么“汽车”和“材料”没有了国内生产，导致了失业者增加。

　　笔者尝试使用投入产出表来表示这个变化。首先，研究了“波及效果的收支”，这是指因出口产生的“波及效果的引发”和因进口产生的“波及效果的外流”之差。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出口量和进口量都有相同程度的增加，但是由于最终产品和加工程度较高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波及效果的外流量增加，“波及效果的收支”出现了恶化。

　　下面用表示波及效果有多少留在国内的“国内残存率”来说明这一变化。假设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国产比例分别为80%（资源为10%），那么波及效果的国内残存率就是汽车80%、零部件64%，以乘数形式减少。把这样的国内残存率进行可视化的结果，从1990年至2005年，在多个领域，产业的投入产出出现断裂，形成了波及效果容易外流的产业结构。特别是服装类、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这种倾向变得更为明显。

　　结果，这20年间，尽管维持了贸易收支盈余，但波及效果的收支恶化，沦为赤字。另外，从日本国内的就业来看，从1990年到2005年，出口率从10.8%增加到14.6%，为1.5倍左右，与此相比，尽管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失业率却从2.1%增加到4.4%。假设在2005年的经济状况下，失业率倒退回与1990年相同的2.1%，那么与内需比就需要增加6.1%的出口，这意味着需要两倍于1990年的出口。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合成的谬误”带来了多么严重的问题。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在微观上或许极为合理，然而在宏观上却招致了国家弱化，并带来了促进这种“合理”判断的负面增幅。笔者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经济规模缩减超过人口减少速度，即尽管劳动力人口减少，失业率却不减少的状况。因此，我们应认识到，不能把国际分工化作为时代的潮流而放置不管，必须就如何使其有利于国内经济，对宏观政策展开讨论。

关口先生：
　　地震前不久的日本，以一般机械为中心，各个地区的出口都有所增加，已经出现了从雷曼危机中复苏的趋势。3月的地震造成了停产，出口锐减。但是就生产来说，早在4—5月份就已经出现了恢复的征兆。特别是在受到极大影响的运输机械方面，虽然生产跌落至比刚发生雷曼危机后还低的水平，但是在5月份起急速回升，预计这一趋势今后也将持续。

　　不过，如果只看出口的话，在运输机械方面，不仅震灾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在电子机械方面，虽然最初下跌比较少，但是现在负面影响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外需因素，还是由于供给制约，今后还需要继续注意观察。灾区的出口锐减，有些港口遭到毁灭。但是在一些重开生产的地方已经能够看到恢复的征兆。

　　受灾五县（青森、岩手、宫城、福岛、茨城）占全国贸易总额的比例，2010年出口为2%，进口为4%，虽说不大，但是必须注意到，其中有多个灾区出口比例很高的个别商品种类。从物流网来看，在东京港发出的货物中，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生产的货物占10%左右。

　　接下来，关于贸易的地区偏重性，我们看一下“汽车零部件”、“电子零部件”和“微机”三个种类。

　　1、汽车零部件
　　中部地区的出口额大于关东地区，主要面向美国和中国出口，如果分地区看，关东地区以北向北美出口的比重较大，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出口方面，西日本地区的比例较高。

　　2、电子零部件
　　近畿地区的出口额大于关东地区，主要出口地是中国、NIEs和东盟各国。与汽车相比，地区偏重性似乎比较弱。

　　3、微机
　　包括用于汽车的IC芯片在内的产品，关东地区的出口占绝大多数，向以NIEs和东盟为中心的各地出口。与汽车产品一样，可以看到很强的地区偏重性，从关东向欧美，从近畿向中国和东盟出口。

　　正是因为存在上述特性，所以大多汽车零部件都是经由关东地区进口的美国汽车产业受震灾的影响特别大，至今还可以看到残留的余波。

　　东北的零部件产业的特点是，经由关东“间接出口”（中间投入后的最终产品的出口）的比例很高，与其他地区相比，直接出口很少。这一倾向在汽车零部件产业尤为明显，在中间投入的对象地中，关东地区约占60%，本地区占不到3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电子零部件的约60%是向本地区投入，因此可以说，本地区内的投入关联性较强。尽管如此，无论是汽车零部件还是电子零部件，从东北地区直接出口的比例都很低，汽车零部件不到5%，电子零部件不到30%，与直接出口汽车零部件35%，电子零部件近60%的九州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东北地区的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额，直接出口额为350亿日元左右，如果包括间接出口，据推算规模增加至两倍。东北地区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的间接出口比例达65%，其中4分之3经由关东地区。其他如四国和北海道，间接出口的比例也很高。但是在另一方面，九州的比例只有不到10%。

　　由此可以看出，直接出口比较明显的是关东和西日本（四国除外），而北海道和东北这样的地区却只是发挥无名英雄的作用，支撑着关东以西的地区。

　　汽车产业的特点是，由于推进了库存高效化，不仅成品库存，而且中间产品的库存率也非常低。在这种库存管理形态的基础上，在企业库存达到最小的第四季度末又遭遇了震灾，因而更加大了对供应链的影响。其后，由于产业界和各地区的不懈努力，供应链正在得到迅速恢复。但是，今后在进一步加强BPC决策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如何高效地协调与库存管理的关系将成为课题。我认为，在重新认识日本供应链的强韧性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支援。

评论员：
　　今年的白皮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与往年相比，分析性的因素非常多。具体来说，过去20年来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日本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地震后对供应链的影响这三个问题都通过“可视化”变得通俗易懂，特别是根据投入产出表，对中间产品贸易的扩大产生的波及效果的国内残存率变化进行了精密的分析，这在学术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贡献。而且，对于在全世界都具有很大影响的供应链，力图弄清其机制，这一点将为今后的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应有方式提供启示。

　　请允许我对下述各个论点提出看法。

1、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
　　所谓“国际化”，包括出口、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和销售）、使用专利、委托生产（OEM）等多种多样的形态。例如，知识集约型资本一般采取在国内进行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但是消费产品需要个性化，以便符合当地市场的监管规定和消费者的嗜好，因此多选择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和销售。这种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生产率等企业属性和当地市场的规模、法规完善程度等市场属性。因此，一旦出现六极结构的变化等，贸易伙伴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企业选择的国际化方式也有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我认为今后有必要关注这种国际化方式的结构。

2、日本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
　　白皮书指出，在每个企业层面，即使海外生产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日本整体层面，会带来负面影响，即所谓“合成的谬误”与“空洞化”的关联性。这一点在思考地震后出现部分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的问题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负面影响的根据是海外生产导致进口增加，但是并不一定只有负面影响。例如，海外委托生产时的采购（进口），可能具有促进企业内部资源分配的效率，产生高附加值和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在产业关联分析中显示出的进口增加、出口增长停顿这一构图的背景里，正如以往的通商白皮书中也曾经强调过的那样，根本问题在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迟缓、缔结FTA/EPA的迟缓、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迟缓，也就是人力资源和资本向经济增长领域移动及创造新产业等并不顺利。

3、地震后对供应链的影响
　　利用地震前后的最新数据，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同时，使全球供应链可视化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以前以为供应链是金字塔形，但是通过此次地震发现，实际上是木桶形或钻石形。也就是说，微机等第二级供应商供应的零部件，是由极少数企业供应的。这一发现，在由以往的系列企业垂直统辖还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通用零部件还是企业的特殊零部件、在海外生产还是国内生产等这些问题上也许会给企业战略带来变化。向海外转移和委托生产增加也是一个战略，不过我认为，虽然这可以缓和地震风险，但换来的是发生技术外流的风险，有必要予以注意。在分析方面，对于这种供应链的结构变化，今后需要从企业层面的视角，进一步开展对微观经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