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新经济学展开的多方位状态调查——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JSTAR)第一次调查报告

日期 2009年10月29日
演讲者 市村英彦(RIETI教职研究员,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清水谷谕(RIEIT顾问研究员,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 森川正之(RIETI副所长)
下载/链接

摘要

  正如每个人的生活和健康状态都不相同一样,社会保障的作用和必要性也因人而异。而且,为了应对进展迅速的老龄化社会和多样化的生活环境,对于年金、医疗、护理和就业等问题,需要考虑能够安心生活的社会保障整体的作用,而不是就每个单独的制度进行思考。在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RIETI与一桥大学和东京大学展开合作,在日本首次实施了为思考“处于什么环境下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保障”的《生活与健康调查(JSTAR)》。调查以50岁至75岁的人为对象,持续收集了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构成、就业状况、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数据,教职研究员市村英彦和顾问研究员清水谷谕汇报了本次调查的背景、内容和从第一次调查中得出的结果。

实施《生活与健康调查》的背景

市村英彦的照片市村英彦:
  在老龄化进展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关于年金、医疗、护理、老年人就业等政策已成为共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根据RIETI前所长吉富先生的建议,于2005年开始了《生活与健康调查》(以下称JSTAR),其背景是认识到需要有能与欧美各国匹敌的数据,同时要反映个人需求,实现基于实际情况的政策,就需要高质量的基础数据。

  以美国的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HRS)(1992年~)、英国的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ELSA)(2002年~)、欧洲的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SHARE)(2004年~)为首,世界各地都展开了同样的调查。韩国比日本着手早,已经实现了80%的回收率。印度和中国也实施完毕了先期调查。为了保证可以作为世界标准调查进行比较,本次调查使用了相同的提问表等,以便达到协调(harmonization)。

  日本不仅老龄化进展迅速,而且由于长寿,老年人的劳动率非常高而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且,与各国相比为什么感到不幸福的人很多,这也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调查方法

  调查于2005年开始,经过RIETI的先期调查后,于2007年前半年实施了第一次调查。先期调查虽然回收率很低,但由于得到对实际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指导等的HRS的协助,2007年的调查回收率达到了60%左右。第一次调查在泷川市(北海道)、仙台市(宫城县)、足立区(东京都)、金泽市(石川县)、白川町(歧阜县)五地,以50岁~75岁的男女(不包括住进养老院的人)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共计4200名样本)。第二次调查增加了鸟栖市和那霸市,同时还试行了将75岁以上的人也统计在内。

  本次调查采取了将平均一个半小时的面谈和回收40个提问资料的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问内容分为8项,即“A.本人和家属”、“B.记忆力、认知能力、假设提问”、“C.就业”、“D.本人及配偶的健康状态”、“E.收入和消费”、“F.握力”、“G.住宅和资产”、“H.医疗与护理服务的利用和支出”。关于65岁以上的“H.医疗与护理服务的利用和支出”,在得到本人允许的基础上,从市政府要来医疗(国民健康保险)和护理的医疗保险费用账单,力求掌握正确的医疗费。关于过去的工作履历等,目前正在等待社会保险厅整理好数据。

  JSTAR的提问内容是根据欧洲的SHARE的提问表设计的。除此之外,JSTAR的特点在于还同时实施了营养调查,以及采取了以城市为单位的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方式。由于与全国各城市交涉要求提供医疗保险费用账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无法采取以全国为调查对象的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但最终政策是以城市为单位实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调查数据非常有实用价值。当然,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在思考全国政策时非常重要,但是期待今后各城市自己实施与JSTAR同样的调查。

调查结果分析——1.中老年的就业和退休行为

  从国际上看,日本男性的劳动力率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女性的劳动力率从国际上看也决不算低,但与男性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即使从实际退休年龄来看,日本的男女也都很高,特别是男性达到69岁以上。不过,男性劳动力率在55岁~59岁呈上升状况,在65岁以上有若干下降趋向。女性以55岁~59岁为中心呈上升趋向。另外,越是最近的同龄群体(cohort),女性劳动力率越高,而另一方面,男性反而出现相反的现象。

  清家和山田在研究(2004)中强调,劳动力率下降的趋向是由于劳动力结构或个人就业行为的变化(例如自营业的比例降低)所导致,根据这一假定,在就业机会方面,退休年龄制度非常阻碍老年人的劳动。作为结论,他们提议废除退休年龄制度。但是,由于没有关于每个人的退休状况和职场状况、详细的健康状态和家属等数据,所以对于实际上退休年龄制度是否阻碍老年人的劳动,无法进行分析。从JSTAR的数据来看,包括是因为没有劳动机会所以没有工作,还是自发性不工作的问题在内,就业行为的原因可以直接观察到。

  65岁以上的劳动力率极端下降,在JSTAR五个地方的所有调查对象中也都可以确认。女性虽然没有男性那么急剧下降,但65岁以上似乎是一个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主观上的健康程度,对于男女都不是影响参加劳动的重大因素。从有关记忆力等的客观数据来看,有工作的人和没有工作的人似乎基本上没有差距,因此可以说,在现在没有工作的人中,具有潜在劳动力的人相当多。话虽如此说,但是该群体的男性还不到10%,因此使长寿的女性成为劳动力可以期待比男性更大的效果。实际上,在就业率方面,女性与男性的差距比年龄带来的差距更大,应优先考虑有效利用50岁以上的女性劳动力。除此之外,作为客观指标,本次调查还对日常生活行动(ADL)、作为手段的日常生活行动(IADL)、移动、视觉、听觉、咀嚼等有无问题进行了提问,了解了在具有劳动潜在能力的人中,有多少人没有工作。

  各国对日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残疾人领取年金的比例非常低。JSTAR的数据显示出大约在2%以下,但是在欧洲(瑞典、丹麦、荷兰)达到15%左右。可以认为,这是源于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由于人口结构和健康状态。在采取同样制度的美国,从90年代开始领取率急速增加的结果,与日本相比,领取率高40%左右。现在日本的状况是否公正,领取资格是否过于严格暂且作为另外的问题,要想分析这些问题样本还不充分。而且,根据今后的制度运营,领取率有可能增加,从而对财政形成压力。

调查结果分析——2.“差距”的实际状况

清水谷谕的照片清水谷谕:
  近几年“差距”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曾经有意见认为:“这只是原来差距就大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增加了”,但是对于接受生活保障家庭和无家可归者的增加等实际状况,并没有系统地掌握。政府虽然表示将实施贫困调查,但是作为更大的问题是,需要先讨论这是“机会的差距”还是“结果的差距”,或者是“现在的差距”还是“将来的差距”等,究竟以什么作为测量差距的尺度。

  而且笼统地说“差距”,其实包括各种各样的差距(经济差距、就业差距、学历差距、地区差距)。在这些差距中,作为JSTAR的特色,可以说是能够弄清健康差距与经济差距的密切关系。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以面谈形式进行的采访调查,使用电脑,采用根据回答的类型自动提出下一个问题的computer-aided personal interview(CAPI)方式。如果对收入等提问不能回答出准确的数字时,就自动转换为询问其范围。关于收入,通过在面谈的基础上加上与回收资料(预扣税款单)调查相结合来掌握,关于消费,询问一个月或一年的在家吃饭的费用和在外面吃饭的费用、购买耐用商品的费用。关于资产,除了解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外,还了解借债的情况。

  从显示差距的洛伦兹曲线来看,在收入、资产和消费三条曲线中,最大的个人差距是资产,其次是收入。关于这一点欧洲也同样。等价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4左右,高于北欧各国,与中欧(德国等)同等水平。消费差距也接近中欧的水平。包括金融资产的总资产差距与处于欧洲最低差距的北欧同等水平。此外,通过询问打算留下多少资产作为遗产,还可以验证世代间的不平等和差距问题。

  经济差距与健康差距的关联性在欧洲已是众所周知,在日本从本次调查结果也可以明确地观察到其关联性。这个结果似乎是当然的,但是以前之所以没有得到明确,是因为有全民保险制度和曾流行一时的“遗传基因决定论”。

健康差距的实际状况——身体健康、健康行动和精神健康

  作为总论可以知道,无论男女,都具有教育水平越低健康状态越不好的倾向。在日常生活行动(ADL)(饮食、着装、排便、洗澡等)方面,男女中有5~6%的人会对其感到有困难,教育水平低的男性这个比例增高。在作为手段的日常生活行动(IADL)(做饭、打电话、理财)方面,占全体10%左右的人会对其感到有困难,收入或教育水平越低越显示出感到困难的倾向。

  在患慢性疾病方面也显示出,一部分疾病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例如结果表明,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患高血脂症较多,而另一方面,低学历低收入的高年龄男性患糖尿病较多。高年龄男性患中风较多,其中低学历的人更多。癌症看起来似乎与学历和收入无关,在欧洲也有调查结果表明,反而是高学历高收入的人患癌症较多,但实际上低收入低学历的人患癌症死亡的情况较多,所以仅从患者人数上看,结果是高学历高收入的人较多。

  感觉机能(视力、听力、咀嚼力)有障碍的人低学历较多,握力(寿命的指标)的结果也显示出教育水平越低的人越弱。

  在健康行动中,抽烟有低收入低学历的男性较多的倾向。男性的饮酒量多于欧洲,半数以上的人每周喝酒五天以上,但结果显示,低学历的人饮酒量较少。从运动习惯和MBI来看,低学历的男性具有不运动(一天步行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倾向,特别是低学历的女性具有肥胖的倾向。

  日本在发达国家中自杀率相当高,特别是女性老年人的自杀率更高。被称为自杀前阶段的抑郁倾向占全体的近20%,特别是60~69岁的女性较多。男性具有离婚后容易陷入抑郁状态的倾向。抑郁状态与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因果关系,处于抑郁状态的人具有收入和资产较少,接受他人援助的倾向。是由于抑郁状态而导致低收入,还是由于低收入而陷入抑郁状态,哪个因果关系更强,在考虑政策时需要弄清。此外,抑郁状态还与身体健康状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认知能力,对1)想起时间、地点;2)记忆力(记忆10个单词);3)计算能力进行了测量,显示出年龄越大认知能力越下降的倾向,其中特别是学历越低认知障碍越严重。

利用医疗服务、体检和营养调查

  在家庭经济和收入中的医疗费自己负担比例呈递减状态,收入越低比例越高。老年人的医疗费据说在一般情况下是年轻人的五倍,个人差距非常大。从门诊情况来看,有学历越低看一次病以后越频繁看病的倾向。

  接受体检的比例,高收入大学毕业的人最高,收入和学历越低体检的比例也越低。与健康保险投保本人相比,配偶(特别是女性)接受体检率较低,而且总的来看,年龄越大体检率越低。体检的政策目的是通过早发现和预防来削减医疗费用,但是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健康风险较大的低学历低收入的人接受体检率较低,另一个是缺乏显示体检有效性的科学根据。

  调查还询问了一星期中食用牛肉的次数等,按摄取营养的成分分别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高年龄、女性和高学历的人摄取盐分较多,低年龄、男性和抽烟的人摄取酒精较多,其中高学历高收入的人较多。胆固醇的摄取量也是高学历较多。水果和蔬菜是年龄大的人摄取量较多,在女性中,高学历高收入的人摄取量较多。如上可见,营养状况也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很大影响。

“新老龄化经济学”

  在思考“新老龄化经济学”时产生的疑问是,现在围绕社会保障的讨论偏重于财源方面,尽管中老年个人情况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还是生搬硬套地按照平均状况进行探讨,所以始终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我们考虑,第二次调查将对第一次调查的对象进行追踪调查,根据其结果验证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的因果关系及政策效果,为思考有效的激励机制政策提供资料。

  我们认为今后有三个课题。第一个是退休时有没有充分保证老年生活的经济能力,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于公共年金应有的作用。但是没有必要整齐划一,更进一步按照实际状况检验年金制度也是一种方法。第二个是关于退休年龄高的理由,有必要进一步追踪过程进行研究。第三个是设计高效利用医疗和护理服务的激励机制。在第二次调查时将验证以上三点,希望能充分地运用到政策之中。

日本语原文

*本记录由RIETI编辑部负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