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是有效的扶贫对策吗？

　　民主党在政权公约中提出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承诺，具体承诺是“以‘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费’作为最低工资的原则”，“设定适用于全体劳动者的‘全国最低工资’（预计小时工资为800日元）”，各地区设定超过全国最低工资的金额为地区最低工资，“为使中小企业顺利地实施，国家实施财政和金融上的措施”等。地区最低工资用三年左右时间分阶段提高，争取全国平均小时工资达到1000日元。

　　现行（2008年10月8日）的最低工资，东京766日元、青森630日元、冲绳627日元。最低工资反映出地区的工资差距，近年来，最低工资过低的讨论变得活跃起来。

　　在从2008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最低工资法中，以最低工资劳动一定时间的人的收入低于接受生活保护的人的收入被视为问题，提出需要修订最低工资，以保持与生活保护基准额的平衡性。法律已经以这样的形式为提高最低工资完善了框架。

　　关于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解决贫困的对策，从以前就有争论。所谓最低工资就是对价格的管制，以Stigler（1946）为首的众多经济学家，对通过操纵价格给资源分配带来影响表示出强烈的过敏反应。Stigler（1946）指出，以政策决定作为劳动价格的工资的基础是不妥当的，其主要理由有两点。（1）很多最低工资劳动者都是中等收入以上者的家庭成员（典型的是家庭主妇的短时劳动和大学生打工等）；（2）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中小企业破产数量的增加，其结果会带来就业减少。

　　另一方面，有意见认为，在日本由于最低工资与市场的工资相比过低，所以根本无关。不过这是相当偏重于东京的看法，实际上，如果以冲绳县和青森县的工资水平来考虑，冲绳县和青森县的最低工资设定得相当高。所以在冲绳县和青森县，以最低工资或接近最低工资工作的人很多。

　　Kambayashi, Kawaguchi and Yamada（2009）以1994年至2003年为对象，使用工资统计调查个案表，验证了最低工资与工资分布的关系。在该研究中，在东京1994年和2003年，最低工资都没有设定在到达工资分布的水平。因此，如果以对东京的观察为基础，那么即使在快餐店打工的店员，领取的小时工资也高于最低工资（766日元）。所以说最低工资基本上与其无关是正确的意见。然而在青森县，2003年时以最低工资工作的男性劳动者的人数（正式员工＋短时劳动者）是不能忽视的。同样，青森县的女性劳动者在1994年时，以接近最低工资工作的人也非常多。研究表明，到2003年，最低工资以相当大的比重对决定工资产生了影响。

　　通过这种对工资分布的研究表明，在日本，最低工资发挥了政策性作用。下面我想就最低工资作为贫困对策是否合适的问题，通过Kawaguchi and Mori（2009）的合作研究的事例进行实证分析。

　　利用《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的数据观察了以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作的劳动者所占比例（最低工资劳动者比例）。对象年为1982～2002年，对象是以大约44万个家庭、15岁以上、约100万人为对象的微型数据（不规则工作的劳动者从调查对象中脱落（约12％），个体经营者、居家业余工作者除外）。

　　由于收集数据的制约，得到的数值存在误差。但调查显示出，作为总体倾向，初中和高中毕业、女性、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地方工作的劳动者、批发和零售业、饮食店和旅宿业的最低工资劳动者的比例较高。此外，几乎所有的层面，在1982～2002年期间，最低工资劳动者的比例都在增加。可以认为，这并不是由于日本出现了贫困化，而是由于最低工资在过去20年间增加的结果。

　　日本面临着与欧洲非常相似的政策课题，但是其前提有些不同。

　　调查发现，在最低工资劳动者中，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贫困户户主的比例约占10～14％，并不是很高。相反，最低工资劳动者的近半数人是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上的中高等收入家庭的成员。看来，从提高最低工资中得到好处的不一定是贫困户的人们，更多的是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配偶或子女。这一情况意味着，最低工资作为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并不妥当。

　　此外，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最低工资劳动者中低学历劳动者和中老年女性劳动者较多。

　　即使最低工资没能成为准确地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政策，但如果没有由于提高最低工资而发生失业，那就不能否认可能是有效的解决贫困政策。那么，提高最低工资是否会造成失业呢？

　　从理论上说，提高最低工资不会造成失业，反而有可能增加就业或维持就业。关键是在劳动市场劳动者有没有谈判能力。例如，当同一个劳动市场中有很多雇主时，即使想以比市价便宜的工资雇用人才，但没有人来应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会造成失业。

　　另一方面，雇主一方具有较强的工资谈判能力。在劳动者的选择余地有限的情况下，雇主通过缩减雇用量就可以用低工资雇用人才。在不涨工资就雇用不到很多人的情况下，反过来可能可以通过减少雇用量来降低工资，降低劳动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引进最低工资制度，雇主就无法减少雇用量降低工资，所以会失去减少雇用量这一激励机制。因此，提高最低工资反而会增加就业，在理论上这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可能发生的。

　　美国的Neumark & Wascher（2008）以特定的产业和州为对象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对于给整个劳动市场带来的影响做出结论是危险的。通过使用长期追踪调查，利用妥当的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低工资具有对就业产生负面效应的趋向。另一方面，Card & Krueger（1994）主张，即使提高最低工资也未必带来失业。这样看来，在美国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讨论至今尚未得出定论。

　　日本的研究也还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Kambayashi et al.（2009）使用1997～2002年各县分别追踪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如果最低工资增加，中年女性的就业将减少的结果。Kawaguchi & Yamada（2008）使用关于消费生活的追踪调查显示出，受到最低工资影响的个人，在下一年的就业率出现非偶然下降。

　　本次调查把这些先行研究的对象年延长，样本数量扩大至100万人单位，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明确了以下几点。

　　提高最低工资
　　1．对男性年轻劳动者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2．使已婚中年女性的就业减少。
　　3．对老年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就业没有影响。

　　从这些情况来看，可以说，最低工资未必是解决贫困的理想对策。

　　那么，解决贫困的理想对策是什么呢？首先政府应正确地了解贫困家庭，对贫困家庭实施有针对性的收入转移。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收入转移。现在的生活保障制度在激励机制的设计上存在问题。这样说是因为，在对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部分支付保护费的制度下，只要收入在最低生活费以下，即使收入减少，拿到手的钱不变。

　　另一方面，只要巧妙地设计劳动所得税额扣除，就可以实行实质上的工资补助。这样通过提升工资率就可以刺激从事劳动的积极性。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有关于作为贫困对策的劳动所得税额扣除获得成功的事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加会产生工资下滑的压力，所以政策效果可能不落实于劳动者，而是通过节约工资成本归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