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竞相效尤

　　在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登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数量，从1948年～1988年的80件增加到截止至2008年7月的402件。尤其是不加入已有的自由贸易协定，而是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件数（Green Field FTA）从1990年前后开始不断增加。

　　鉴于此，13位日美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以共同出版书籍的形式进行的此次研究（Competitive Regionalism: FTA Diffusion in the Pacific Rim／互相竞争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下述3点为中心进行了探讨。第一，自由贸易协定在全世界急速增加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不论成本昂贵与否，大多数协定仍然是双边签署的新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为什么？第三，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今后会成为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合作的基础吗？

　　先从结论开始叙述。第一，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受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影响。第二，环太平洋各国政府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受多种多样的竞争压力的影响很大。第三，这种竞争力学带来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急速扩展。这种竞争力学往往对地区贸易一体化政策产生负面影响。

　　在我们的研究中，把自由贸易协定视为政策扩展理论。所谓政策扩展可以定义为：“某个集团在某个时间采用某个特性或行动方式，从而对尚未采用的集团以后决定采用或其可能性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显示出，即使与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各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与本国相关联。

　　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基本假说（nullhypothesis）是：自由贸易协定政策是独自地、并以自身完成签订的。下面提出了两个假说，作为对这一基本假说的反证。

　　第一个是“模仿”带来政策扩展，由于某个国家模仿自由贸易协定的先进国家而带来自由贸易协定的扩展。假说认为这种扩展是朝多个方向，多数国家都是与和本国相似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第二个是“竞争”带来政策扩展。假说认为某国政府为了中和或抵抗视为竞争对手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而参与自由贸易协定。与竞争对手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有很强的选择性。

　　行动主体、即对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影响最大的主体，在扩展压力为“模仿”时，被认为是“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即被称为官僚的具有相同专业知识的人际网络。而当扩展压力为“竞争”时，则被认为是由商业集团或经济官僚、政治家、外交专家成为行动主体。

　　我们认为，“模仿”带来政策扩展时，地区一体化自然发展的可能性很大，而“竞争”带来政策扩展时，则会签订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与地区之外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会增多，因此地区一体化变得支离破碎的可能性将增大。

　　在本研究中，将重点放在“竞争”带来政策扩展的方面。

　　作为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政策扩展压力的“竞争”，有“经济竞争”、“政治与安全保障方面的竞争”和“法律竞争”三种。

　　所谓“经济竞争”，是为了通过开拓贸易获得相对利益，或成为经济中心而进行的竞争，或为了引进外资的竞争。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各国的贸易转换产生的成本也属于经济竞争的一部分。

　　“政治与安全保障方面的竞争”，大国和小国完全不一样。大国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保持势力均衡的政策，或作为对小国的怀柔政策。而小国则考虑将其作为补充安全保障上的脆弱性的手段。

　　“法律竞争”不是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自上而下的基准和规则，而是为制定两国间这种自下而上的基准和规则。

　　自由贸易协定先进国家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影响非常大。智利以模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从1994年起正式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政策。而且，智利运用自由贸易协定和特惠贸易谈判，作为使新近实现了民主化的拉丁美洲地区国家重新联合起来的策略。智利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重要动机是在南美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其结果，自由贸易协定陷入了被称为“意大利面碗”的混乱状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型的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互补协定（ECA）型的自由贸易协定互相交错。对此，巴西、阿根廷等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各国提出了批评，认为智利是阻碍地区一体化的因素。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积极地向各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中国来说，世界贸易组织处于胶着状态成为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主要动机。中国积极地学习（模仿）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选择谈判对象时非常重视力量关系和利弊关系。另一方面，还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减缓本国生产成本上升的措施。在本国竞争力强的产业，以适用原产地规则来保护本国产业。与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国家优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特征。

　　中国还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来阻止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等其他地区的贸易地区化。中国对地区贸易一体化给予强烈关注，为了在亚洲确立领导地位而利用自由贸易协定。

　　“模仿”与“竞争”都形成了对环太平洋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产生影响的压力。

　　美国和智利等早期（1990年以前～1990年代后半期）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拉丁美洲国家，开始时表现为独自行动，但各国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很大，“模仿”得到扩展。在亚洲，没有独自提出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但韩国和新加坡很早（1990年代后半期～2002年）就开始了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模仿”也成为一种压力。不过，后来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潮流都由于“竞争”而加速。

　　竞争的种类因各国经济规模不同而各异。在新加坡、智利或韩国、墨西哥等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国家，“经济竞争”对自由贸易协定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呈现出为进入欧盟（EU）和美国等广阔市场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倾向。另一方面，经济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有些贸易协定虽然也追求经济利益，但也有追求其他利益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日本，为在亚洲制定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来作为竞争政策的“法律竞争”也到处可见。在中国和美国，“法律竞争”和“政治竞争”对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强烈的影响。

　　1、自由贸易协定以各种形式的政策扩展为原理得到扩展。
　　2、其中“模仿”和“竞争”对各国选择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很大。
　　3、在规模比较小的国家，“经济竞争”对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大国来说，“政治与安全保障方面的竞争”和“法律竞争”成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动机。
　　4、由于竞争，自由贸易协定的扩展带来了秩序混乱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和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关系，降低了地区贸易一体化的可能性。

　　评论员发言：
　　（1） 假说是用什么方法进行验证的？

　　（2） 竞争性地区主义（regionalism）的最终结果真的是混乱吗？不会带来地区层面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吗？现在，在东盟＋6正在讨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在东盟＋3正在讨论东亚自由贸易协定（EAFTA），并正在讨论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圈（FTAAP）等框架和构想。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意大利面碗”效果，企业需要负担过多的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地区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企业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混乱之后，对协调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希求将会加强。

　　（3） 关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分为两种，即日本积极推进的协定和被对方要求而采取对策的协定。在后者时，将以即不是“模仿”也不是“竞争”的形式进行谈判。对这种事例怎样评价呢？

　　片田女士：
　　（1） 在事例研究中，用国际关系论所说的“过程跟踪”（process tracing）这一方法论调查了自由贸易协定增加的过程。很多参加研究的学者在各国和各地区进行了采访。在中国采访了智库，并分析了智库发表的文章。

　　（2） 关于地区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本研究中做出了中期性结论。但并未提及最终会怎么样。您所指出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东亚自由贸易协定(EAFTA)和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圈(FTAAP)，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大国之间竞争的一部分。

　　（3） 日本是个例外。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上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所以日本也不得不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大国能在什么程度上回应企业成本等自下而上的压力，对于在意大利面碗中进行调整将成为重要的关键。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地区一体化将获得进展，但为此建立体系需要时间。正如您所指出的，对方国家向日本提出要求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有很多，在本次发表的对各国分别进行的研究中，虽然可以观察各国的动机，但要了解对方如何看待两国关系是有其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