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现状与走向——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吗？

　　在此次“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中，人们期待中国能代替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即使对于中国来说去年也是像坐在过山车上的一年。2008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急转直下，以夏天为界经济急速下滑。

　　截至去年上半年，中国还笼罩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阴影下。过剩的流动性与原材料及资源价格的上涨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急速上升，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并发展成政治问题（第一季度是8.3%，2月单月为8.8%）。为此，物价对策成为政府最优先考虑的课题，与此同时出口产业进入实质性萎缩阶段。世界经济危机的序幕已经拉开，而中国在2007年下半年由于人民币汇率上升就已经导致了出口产业异常。进而由于2008年上半年所采取的强制性金融紧缩（限制银行放贷）导致了房地产的萧条，以夏天为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政府转对经济景气和物价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但两个月后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重创了世界经济。此后，中国公布了规模达四万亿元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并从9月15日起在一百天内五次下调银行利率，采取紧急金融放宽政策，但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依然降至6.8%。今年上半年也有可能在短期内下降到7%以下。

　　中国经济迅速下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世界经济异常”、“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等外部因素。还可以举出主要内因，如为阻止通货膨胀而采取了强硬的金融紧缩政策和以人事费为中心的各种成本急速提高等。其中后者也是由于政府人为的政策带来的，导致企业的赢利能力急速下降。

　　所谓“人为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指的是以下几点。迄今为止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靠的是“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而这其实只是表面上的低成本，是社会上发生的成本不在企业内部吸收，而将其撒向外部的结果。实际上，环境遭到破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生活环境恶劣——人们在五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的这种扭曲状况。结果，为了改善包括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在内的工人的处境而实施了劳动法，此外土地价格、建筑成本、环境对策费用等要素价格大幅度提高。利率与汇率的提高，再加上日用品泡沫，使企业遭受了成本的全面上升和收入的减少打击。从这些方面来看，今后股价的暴跌决不是偶然的现象。

　　纠正由“表面上的低成本”产生的社会扭曲是非常正确的思路，本来应该有计划并周密地推行，但或许是由于恰逢新政权上任，所以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一气呵成，反而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在这层意义上，此次经济下滑的原因也存在政策不利的一面。

　　从宏观经济来看，出口产业与原材料产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曾弥补出口产业下滑的房地产也由于未来的降价预测而发生了惜购现象，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萧条。受到更为严重打击的是农村经济。据认为外出打工者的收入占农户收入的30%-40%，农民工春节后可能有600万到1000万人失业。

　　现行的四万亿元（57万亿日元）的内需扩大政策，一方面极力抑制扩大和增强生产能力的投资，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有关民生的项目、农村建设以及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上。

　　有人认为，现在库存周转的萧条将在2009年上半年部分渡过难关。低于上一年的电力消费正在恢复，从这一情况看，今年下半年钢铁等部分企业的业绩或许会有所好转。但是，很多行业的恢复还需要更长时间。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消化沿海大城市在泡沫期建设的滞销公寓预期需要三年时间。制造业也一样，消除过去几年的投资带来的设备过剩也需要三年时间。

　　2008年后半年，人民币汇率的动向令人不解。进入7月以后，在此之前急速上升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停止上升，12月初又急速回落。关于这一系列的动向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政府以支持出口产业为目的进行了干预”，也有人认为是“实际汇率的调整在7月后也一直在持续，但10月以后由于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及出口产业的恶化导致对未来降价的预测加强，买进外汇的压力增大”。我个人支持后一种观点，并不认为是为了支持出口产业而放弃了爬行钉住汇率制。

　　通过逐步调高对美元的汇率，中国为什么一直采用调整有效汇率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呢？这其中虽然存在“本国货币升值对出口产业不利”这一根深蒂固观念的影响，但是为了避免升值，购买巨额美元，结果使外汇储备增加到两万亿美元。而且，由于对美元干预性购买使大量人民币流入市场，结果在一瞬间引发了流动性过剩，形成了2004年以后的资产泡沫。尽管如此人民币也没有急速升值，因此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测越来越强，导致了国外游资流入的恶性循环。在此之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急速调整的影响，中国才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避免人民币升值政策的代价。这与几十年前日本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相当于日本的负增长，7%作为维持体制的生命线是一个必须死守的数字，而外需退潮之后就必须靠内需来支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中国必须扩大内需的理由有二。一个是降低外汇储备。另一个则是摆脱美国的过度消费体制。被动承担资金回流责任的时间越长，中国未来蒙受的汇率损失就会越大。如何应对依靠过度借款（over borrowing）的美国过度消费体制的终结呢？应该维持支撑这种消费的资金回流机制吗？或者说，这种机制能否维持？针对这些问题的中国答案就是扩大内需。

　　人民币问题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出口竞争力以及吸引直接投资等实体经济，还会影响到资金回流的问题。在为美国的巨大财政赤字提供资金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一，假如中国收回援助之手，那么无论是美元还是美国财政部短期证券都将大暴跌，形成真正的世界恐慌。而且，中国外汇储备膨胀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经常收支不平衡，假如中国成功地扩大了内需，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购买美元，对美立场就会增强。

　　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扩大内需是左右未来美中关系的重要问题。

　　人民币最终会不会成为主要货币呢？虽然美元的主要货币体系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方面也萌生出了“难道应该像过去一样只是为美国提供融资吗？”，“这样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呢？”等问题意识。目前虽然还不能考虑人民币单独与美元及欧元并列成为货币三极的一极，要成为这样的国际货币也必须停止干预汇率，但是能否成为国际货币最终还取决于能否消除经常收支的剩余。而且，20年后老龄化将成为现实问题，所以摆脱超级大国所需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不多了。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日本与中国联合向东亚货币迈进在经济上是有好处的。日元最终没有成为主要货币，但是从吸引海外资金的观点来看实现一体化是有利的。

　　现行的以公共投资为主导拉动经济的措施不能说是理想的方案。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在几年前也提出过“摆脱政府主导、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又在走回头路。如果政府主导、投资主导的政策持续10年，未来就会成为“土木建筑国家”。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在几年后转轨，走向以消费为中心的内需主导的自主型增长路线。但是“说起来容易……”，居民消费支出与就业者工资占GDP的比率极低，广义的政府（国家、政府、国有企业）实际上掌握着国家财富的四分之三，这些都阻碍着民间消费的扩大。这种分配与资产所有的机制是否能从根本上得以转变——这个问题最终决定着是否能形成内需主导型的增长。

　　其中最让人担心的是政府掌握着过强的经济实权。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相关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从官到民”的具体措施可以举出下面三个。第一个是充实社会保障制度。现在股价暴跌，已经出台的方案是，用社会保障基金购买股票用于将来支付社保金。第二个是土地收益的分配。由于土地的国有性质引发了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土地等不正当动机。有必要通过土地价格市场经济化等，形成使土地产生的利益直接流向本地农民的机制。第三个是修改企业的税务负担。特别是增值税（附加价值税）与营业税的双重征税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应该探讨两税合并。

　　这样来看，推进经济转换，让国民更直接地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是今后中国重要的课题。其成败不仅关系到经济，还左右着美中关系，甚至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问：

在非洲和东南亚，中国强行发动的投资攻势引人注目。在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时候，包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内，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从事经济活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官民合作的中国投资攻势今后会不会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

答：

中国的投资活动被当地认为是掠夺性的，这虽然也包含接受投资方的偏见，但更取决于中国所采取的姿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心理在某方面一时难以适应中国过于迅速的崛起，日本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时期。为了不受到当地人的指责，有必要对“到底周围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等问题变得更敏感。有人指出，在政府主导的软贷款，即打破常规的融资和项目背后，缺乏上述意识。

问：

关于土地利益的分配，据说去年年底做出了重大决定，修改了制度，出售农地的所得中有相当一部分归农民。

答：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具体来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农民的耕作权（不同于所有权）可以作为财产进行交易，农民间的转让或以此为担保进行融资成为可能。虽然现在仅限于在农民之间流动，一般认为这是迈向行业间自由流动的一大步。

在中国，农民还没有作为国民享受平等待遇，这是一个大问题，而纠正这种情况是胡锦涛政权的优先课题。

问：

日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有减少的倾向，您对未来怎样预测？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维持一党专政的同时强化监督机制和领导人的换代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答：

最近两三年制造业在中国建设工厂的意愿大幅下降。贴牌生产、对日反向出口型投资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最近的新投资几乎都是面向中国消费者的。不过，由于对第三产业的投不断增加，投资额很大的制造业有所下降，因此对华投资的金额整体大幅减少，现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即使从宏观来看，中国三、四年前开始金融投资的比率增高，香港、开曼群岛、维京岛、新加坡等已经成为投资国的前几位。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也已经不是“世界的工厂”。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反复重申不照搬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我想真心话是“即使想照搬，现在的落后国情也不允许照搬”。农民向国民的转化，消除地区间的差距，让全体国民过上最起码的文明健康的生活等等，还存在很多问题，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进展，人口达13~14亿的大国难以在体制上实现民主化，这就是现状。实际上，胡锦涛政权似乎已经认识到，作为改革基础的农民向国民的转变是现政权的首要任务。或许他们认为如果西方的民主能够在下一届乃至下下届政权得到讨论就很不容易了。不过，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进行监督是必要的，这与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