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走向与日本

　　下个月，八国集团即将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峰会。1976年首次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0％。也就是说，由掌控全球大半财富的七个国家决定全世界的意志。然而，现在八国集团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世界GDP的58%。距达到70%所不足的约12%由五国集团(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占据。在这种背景之下，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了构建13国集团的设想，由发达的民主国家掌管全世界事务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巨变。

　　然而，日本对这种全球巨变的危机意识十分淡泊，应对措施也极为缓慢，世界与日本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因此，首先要有共同的危机意识，按部就班地思考日本应做些什么。

　　如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和西德与目前正在发展的中国和印度相比较，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也正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课题。

　　首先是人口。日本和西德开始步入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时，两国人口的总数只有全球人口的6%左右。然而，当前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之和达到了全球人口的40%。占世界四成人口的国家以10%的规模发展，需要巨量的能源。但是中国的能源效率只有日本的八分之一左右，当然要排放出更多的(或许是日本的四倍左右)CO2。

　　其次，日本和西德实现战后复兴时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中国和印度现在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曾经是发达国家的日本和西德，已经建立了秩序井然的国家统治体系。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国家统治还不成熟，存在严重的问题。具体来讲，由于国内巨大的收入差距、能源低效率、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不相称等原因，造成国内不稳定。

　　第三是是否属于西方体制的问题。日本和西德完全是在西方体制之下实现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和西德没有成为安全保障上的威胁。然而，中国虽然与14个国家接壤，但没有跟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有同盟关系。至于印度，甚至还有一段时期担心与巴基斯坦爆发核战争。对安全保障上的威胁，这些拥有核武器而不属于西方体制的国家，具有跟日本和美国完全不同的认识。

　　难题将在今后发生。

　　预计20年后，中国和印度的GDP将分别达到日本的七倍和三～四倍。然而，按照现状发展下去，20年后中国的CO2排放量可能达到日本的八倍。诚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将日益加深，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也将推动日本的发展。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中国与国境相接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缔结同盟关系的情况。如果中国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战火，会有什么结果？中国的军费预算仅公布的数字就占GDP的2%，就算实际的军费预算为公布的五倍，那么20年后中国的军费预算也将达到日本的10倍。对此，难道我们能高枕无忧吗？

　　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拉拢中国、印度、巴西――也许还包括俄罗斯，是当前全世界的中心课题。如果是在具有共同的民主主义世界观的30年前，事情会好办得多。但如今，民主主义并没有成为共同的世界观。同时，市场经济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共同秩序。其中，对环境、能源、金融等个别功能上建立什么体制来吸收中国和印度，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地球温室效应的问题上，最大的课题也是如何吸收中国和印度，制定出今后5年、10年、20年的削减CO2排放量的体制。在本次的北海道洞爷湖峰会上，能否将中国和印度吸收到解决环境问题的体制中，将成为最大的课题。

　　那么，日本应考虑什么问题呢？

　　日本的应对迟缓和改革速度迟缓使我感到忧虑。日本政府的基本做法似乎是在既往政策的延长线上考虑问题。今后，如果日本继续采取这种方法，不仅跟不上世界情势的变化，也将在世界上丧失“妥当性(relevance)”。

　　日本需要做的是要舍弃过去。

　　这是因为国际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由于规范越来越零散，对有限的资源爆发争夺战的缘故。在这种环境下，仅仅沿袭过去的政策将一事无成。

　　我认为，今后无论外交内政，都应以“需求导向”为基本政策。也就是说，在制定新政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当前的需求和未来的结局。

　　从这个观点上来看，日本应采取如下三个重要对策。

　　首先是改变对安全保障的观点，尤其需要改变关于行使集团自卫权的观点。“作为一种权利，日本虽然拥有集团自卫权，但行使该权利却违反宪法”这种解释，原本是冷战严峻时期的产物，当时的逻辑是如何才不致卷入美国的战争。但是，正如现状一样，这种逻辑已支离破碎，在威胁形态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活动等不断转变的时代，这种逻辑是行不通的。而且，今后“合法性”将成为议论的中心。在获得国际社会的合法性的前提下，使用武力作为最终的解决手段已成为常识。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日本也应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准许的“合法的”维和行动，并准许过去未准许的、以维持治安为目的的武力行使。当然，为此也需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以便使安理会的决议具有合法性。

　　其次是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如果不进一步开放日本，今后就无法与世界抗衡。如果采取保守政策，必将自食其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业政策。由于日本的传统农业在政治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在粮食危机甚嚣的现状下，农业政策的选项一直非常有限。今后，若要提高日本的农业竞争力，有必要准许大规模的企业参与。

　　有关外国人劳动者的问题也是如此。医生和护士人手不足越来越明显。关于这个问题，固然应改善国内的教育制度，但还需要考虑积极引进各国优秀的人才。

　　最后一点是日本主动构建东亚的秩序。从现在起就应推动这方面的措施。全球的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经济蛋糕在东方做得越来越大。这本身不仅不是件坏事，而且今后日本也需要依靠这种世界而生存。只是这个时候需要规则。

　　具体来讲，日本应更认真地致力于构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此，应与中国和印度以及韩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经济合作协定，还要考虑将来设立一个多边协定。另外，需要对基于实际需求的政策进行政策性调整。看来，需要设立能够肩负这种调整功能的东亚版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

　　有人批评说，基于实际需求的政策将导致日本成为中国的附庸国。的确，若考虑到日本和地区的未来，需要有针对这种可能的抵制。此时，应牢记日美安保体制是地区的基础。同时，只跟美国建立安保体制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东亚的安全保障体制应该是多层的框架，日美安保体制是这种框架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日美中签订的三方安全保障协议等，将中国纳入其中建立的相互信赖机制，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围绕对非传统性安全保障的威胁采取共同行动的机制等。

　　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巨变。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对此我们应具有危机意识，制定不过度拘泥于过去、面对未来实际需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