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面临的挑战

　　2003年3月28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先生应邀在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亚洲面临的挑战”
　　演讲中译文 吴作栋总理简介

青木昌彦所长： 非常感谢吴总理给我们做了一次这么富有远见卓识的演讲。在“亚洲面临的挑战”这一题目下，吴总理先是谈到了史无前例的美国优势，接着讲到了中国的崛起，然后是印度尼西亚政治连续性的中断，最后他指出，建立东亚自由经济区可以提供一个框架，它能确保本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和平。我认为这次演讲很有见地。作为经济产业研究所的传统，我们在每次演讲之后，都会提供提问和发表评论的时间，自由交换意见。吴总理欣然同意用30分钟的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想，有很多人想提问题，因此请大家将自己的问题控制在3到5分钟之内。在提问之前，请自我介绍一下。希望提问的请举手。

Sloan——路透社： 总理先生，我是路透社的Dan Sloan。听了您的演讲之后，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全球化的，对于全球化有各种说法，我认为现在尤为突出的是病毒对健康的威胁。您能谈谈新加坡在这方面或在类似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吗？第二个问题与您刚才对北朝鲜的评论有关，日本今天发射了两颗侦察卫星，旨在对北朝鲜做某些监视。然而，有人认为，这一举动可能会促使北朝鲜加速做出某种反应。新加坡怎样看待在目前东亚局势中使用侦察卫星的问题？

吴总理： 你的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新加坡对全球化的对策。我们的对策非常简单，这种对策的根源在于我们别无选择。新加坡是一个小型经济体，是一个小国，我们需要与别人做贸易。因此，在全球化潮流出现之后，我们决定张开双臂去欢迎它，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当然，我们知道全球化也会带来污染物。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减少污染。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病毒，我想将它作为我们对全球化反应的一个事例来谈谈。新加坡需要旅游业，新加坡人也需要到世界各地旅行。所以，我们不能说，由于香港、广东和其他地方出现了病毒，我们就不让新加坡人去旅行。但是，我们会建议他们小心谨慎，不要到那些可能存在潜在问题的地区去。同样，某些国家建议国民不要到新加坡去旅行，我们必须向外界树立这样的形象，我们是以一种非常透明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我们会向人们提供数字和信息来源，告诉他们出现了哪些问题，并且公开讨论这些问题。这样一来，其他国家的人们就会知道，新加坡是出现了问题，但它并不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关闭了学校，这与其说是出于医学方面的要求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不如说是我们想告诉家长们，孩子上学可能会有接触到病毒的危险。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关闭10天学校，是试图避开导致非典的病毒传播周期。
　　我们也正以同样的态度来看待全球化。我们看到了积极的方面，也看到了消极的方面。我们要使积极的收益最大化，使带来的困难最小化。我们在贸易方面也持同样的态度。我们不会试图对经济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面临的代价太高了。我们选择了开放，与日本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现在，在新加坡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医生和牙科大夫与新加坡的同行们在进行竞争，日本也应该欢迎这种竞争。实际上，在我们签定了贸易协定之后，日本与新加坡间的贸易开始增长，这要归功于自由贸易协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问题，日本发射侦察卫星会不会促使北朝鲜做出进一步的反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日本不发射侦察卫星，北朝鲜还是要采取单独行动的。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开发核材料，对了，那叫核浓缩环。我不知道日本发射卫星会不会对北朝鲜产生影响，但我认为这样反倒会让日本人放心，也可以让世界放心，因为在某个地方，有某些人对北朝鲜发生的事情掌握了一些情报。

宗像直子——经济产业研究所： 我是宗像直子，本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我的问题是，在我们提出的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中，重要的是要对东亚一体化要拥有共同的构想，但是，本地区的各经济体和国家表面上似乎在谈论地区化，但实际行动却是双边的或次地区性的。这大概是由于本地区没有欧洲或美国那样的政治凝聚力吧！我认为，走向东亚一体化的顺序也可是一个值得争议的焦点。例如，那些准备充分、有能力实施一体化的国家，如新加坡和日本，或许还有韩国，可以作为发起国，然后边帮助其他亚洲国家实现一体化，边欢迎他们的加盟。但是，这种做法如果从战略性不信任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被看成是在包围中国。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一困境？谢谢。

吴总理： 如果我们只是拥有宏图和想象力，而没有具体的措施去实现我们的宏图，那我们就是生活在幻想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具体的步骤去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而没有一定的宏图，那么我们的领袖们就一定是拙劣、幼稚的。因此，我们必须将宏图与现实结合起来。哪一个在先，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我们是否在所有的国家之间达成政治一致之后，再探讨宏图？这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不可能的。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一地区的国家和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得慢些的国家对于开放型的经济一体化抱有不信任的态度。
　　因此，我希望能为未来做出设计，提出中期甚至长期发展目标，向本地区的各个国家展示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应该先从双边谈起。如果我们通过多边的方式来进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10个东盟国家加上东亚三国，再加上台湾经济体和北朝鲜，你将什么事也做不成。
　　所以，我们先从双边做起，我们已经说服日本与新加坡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这是因为我们两国的经济具有互补性，实现起来很容易。的确，这对我们的农业领域产生了冲击，但如果是对热带鱼和兰花的冲击，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就这样，一个贸易自由化协议签订了，一些国家认为这一协议的签订让我们具有了优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试图保持力量的均衡。马来西亚曾经批评我们与日本签定自由贸易协定，现在，日本也在同他们进行谈判，菲律宾人很快也会跟上。这样，一个双边协定转化为数个双边协定。另外，中国看到了日本与新加坡谈判的举措，提出了中国和东盟之间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的建议。中国极力想使东盟放心，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淹没东盟。它告诉东盟的领袖们要好好利用中国在发展这一机会。中国的这一举动令人感到满意。东盟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考虑中国的建议，决定与中国进行谈判。
　　日本看到中国的动作比自己的双边举措要快，于是提议“我们不搞自由贸易区，而是建立一个包含自由贸易协定要素的、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怎么样？”南韩对此不太感兴趣，它现在正与新加坡进行有关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所有这些都指向东盟和新加坡。一个是从中国到东盟，一个是从日本通过新加坡到东盟。但是，当中国与日本相互竞争博取东盟之爱时，东亚将一分为二。你们知道，我们并不在乎拥有众多的求爱者，也许越多越好。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把大家全部联结在一起。为了把本地区所有的经济体联成一体，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宏图，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搭积木的方法或者说双边的方法。但是，这些就足够了吗？自由贸易区涉及的只是货物，或许包括某些服务。我们最终的目标必须是一种与欧盟在某些方面类似的东亚共同体。但是，有可能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吗？我想大概不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新加坡的人口可能会超过两千万，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看来，在某些方面，欧盟的做法在东亚行不通。我们能够在东亚建立共同货币吗？我认为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一种货币更强大。是人民币还是日元？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在未来的20、30或50年时间里，我们或许可以谈一谈哪一种货币应该成为东盟或东亚的共同货币。可能既不是人民币，也不是日元，而是一种新货币。就象欧盟是欧元（Euro）一样，亚洲也可以是亚元（Asio），或者可能是其他接近日语发音的词汇。我认为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追梦人必须能往前梦想50年到100年，但他们同时也必须知道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贵所和新加坡，既是梦想者，也是实践者。
　　至于包围中国的说法，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也是东亚自由经济区的一部分。

草生——展望杂志： 我叫草生，是《展望杂志》的编辑。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梅格瓦蒂总统面临着极端穆斯林的挑战。您认为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向东南亚的温和的穆斯林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您害不害怕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某些震动，因为去年曾经有人企图在新加坡发动恐怖袭击。

吴总理：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对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所持的立场，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新加坡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和所持的政策立场截然不同。很显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拥有众多的穆斯林人口。新加坡也有很多穆斯林，占16%。菲律宾在南部也有不少穆斯林。但是，为什么我们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立场不同呢？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这不是伊斯兰的问题。美国人到伊拉克去，不是为了摧毁伊斯兰。美国不是到伊拉克去打击一个伊斯兰国家。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清楚，除非他带了眼罩，这场战争是为了消除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萨达姆·侯赛因以前有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历史。新加坡关心什么？我们在这方面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是什么？我们确信，萨达姆·侯赛因拥有某些生物和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没有核武器。而且我们确信，这些武器极有可能落入到不法分子手中，也就是恐怖分子手中。我们确信，当这些武器落入到恐怖分子手中时，它们会被用来袭击美国人及其朋友。尽管这些武器的目标可能不是在新加坡的新加坡人，但可能被用来袭击在新加坡的与美国及西方有关的目标。两年前，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要说，我们有过痛苦的经历，我们整个国家差点儿被炸掉。恐怖分子准备起爆7枚炸弹，在7个地点同时爆炸，其中有美国大使馆以及邻近的英国大使馆、澳大利亚使馆，试图用一颗汽车炸弹炸掉三座使馆。
　　当然，他们的目标还包括有美国公司的写字楼，但这些公司的职员大部份都是新加坡人而不是美国人。他们还要炸美国人上下班利用的地铁。无疑，会有一些美国人被炸死，但更多的新加坡人也会被炸死。如果这一恐怖企图得逞的话，新加坡就会有7个地方被炸。而且，这7个不同的地方，对于我国土面积总共只有6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而言，意味着整个国家。你能想像得出整个新加坡所受到的震撼吗？因此，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很认真，并主张清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美国能够勇敢地站起来面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话，也就可以看出美国将如何对付北朝鲜以及恐怖分子。大概这会使北朝鲜生产更多的武器，恐怖分子也将在世界各地活动，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态。新加坡的立场是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而且我们有能力说服我们的人民，包括穆斯林，告诉他们这不是西方发动的对于伊斯兰的攻击，而是涉及到我们自身的安全。这种选择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
　　现在，我相信，印度尼西亚的温和穆斯林，包括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都明白了这一点。你看一下印度尼西亚人的反应，就清楚了。他们准许示威，但是他们设法使其保持在和平状态之中。梅格瓦蒂总统和穆斯林领袖们必须批评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这是出于他们的信仰，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如果他们在这个问题站在美国一边，他们将无法赢得2004年的大选。所以，他们不得不批评美国，允许他们的人民示威抗议美国。但是他们的态度很清楚，示威必须是温和的。马来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马来西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反对声音更大，但是，马来西亚禁止一切示威，除非是政府组织的。当示威是由政府组织时，情况就不会糟到哪里去。如果事情变糟了，那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你们看到，穆斯林国家必须以穆斯林的方式来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必须向世人表明，他们反对美国进攻一个穆斯林国家，尽管他们知道，这不是针对穆斯林本身，伊拉克只不过恰巧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战争可能会使穆斯林教徒死亡而已。当然，我们理解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对伊拉克穆斯林的同情，因为，在战争中的确有平民被打死。但是，我们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基于我们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在这个问题持不同的立场。

奈良： 我叫奈良，1969-72年在新加坡当过大使。我的问题是，您们是如何将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建设得那么美丽，并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的。坦率地说，去新加坡之前，我在纽约总领事馆工作，被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调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但是，就在我赴任的那一段时间里，您改变了新加坡，这全部要归功于您以及您的前任李光耀先生。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们卓越的治国秘方，因为，正如您所知，我们日本既没有吴作栋也没有李光耀。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您们的邻国马来西亚的。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您在喝下水管道里的水。您准备今后如何处理水的问题？谢谢。

吴总理： 我在新加坡和奈良先生见过几次面，是老朋友。我曾问过我们的驻日大使，假设把李光耀带到日本来，他能领导日本取得成功吗？他说这个问题很荒谬，原因是李光耀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中无法生存下去。我认为这很有道理，政治和政府的制度决定了领袖们的类型。领导层的品质很重要。不是指我个人，我是指李光耀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建立了新加坡，他们懂得在一个国家中卓越的领导有多么重要。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像我和我的外交部长这一辈人来投身政治。外交部长当年很愉快地从事法律教学工作，著书立说，穿行于校园，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法学教授。而我当时则愉快地管理着一个船务公司。后来，他说服了我们。他对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阁比一个跨国公司的董事会还弱，那还有什么机会？”他提到了几家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名字，并指出有的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比许多国家的内阁素质都要高。如果新加坡的内阁甚至不能达到与跨国公司董事会相同的水平，新加坡就没有生存的机会。我们被视为未来的董事会成员，他还这样说服 我们：“如果你不能加入到我们人民行动党中来，你会推荐谁来做？你愿意在谁的领导之下生活、培养自己的孩子？”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加入为好，所以决定参政、在政府内发展。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正像我们从李光耀那里汲取到的智慧一样，就是把整个新加坡当做招募政府领导人的基地。所以，每次选举之后，我们都在整个新加坡物色人选，到大学、成功的公司、文官系统、武装部队和警察系统，去选拔具有治理国家能力的人才。但是，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鉴定人选的品质，看他是否具有奉献精神、内在动力和活力，是否既有想象力，又有现实感。如果你有好的想法，但是没有现实感，你就无法在新加坡做一个政治家，因为你无法传递你的理念。如果你有现实感，但是没有远见，你也无法成为领导。我们算是新加坡的第二代领导人。我们很幸运，因为当李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建立新加坡这座大厦时，他们已经富有想象力地设计出了它的未来楼层数量。他们打下了基础，建立了框架，我们可以在此之上继续建设。我们加入时，这座大厦的基础已经非常稳固，建设蓝图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按照这一蓝图工作，但这一蓝图可以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加以修正。所以，当形势变化时，你就修改设计方案，但是基本框架不动。所谓框架，我并不单指有型的框架，它还是一种哲学，是价值观念。
　　其中一个价值观就是诚实的政府。与人民开诚布公，无论我们的决策正确与否，无论我们是否犯了错误，都要坚持公开性。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那就去承认错误，同时提供修正错误的方法。
　　另一个价值观就是实力主义，我们任命部长并不根据关系，而是根据其能力。所以，我们的确找到了一批不错的人来负责。如果我们的制度是好的，我们又有合适的人来管理这个制度，那么，我们就有极大的机会来保持新加坡的发展。但是，从本质上，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我不想忽视人民的重要性。西方媒体批评我们的人民太恭顺、太老实，其实，他们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政策错了的话，大概会遭到他们的强烈批判，正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的人民才会愿意听从，而并非出于顺从。我们的人民工作努力、善于探讨问题、并服从他们的领袖们，这就是我们有能力建设新加坡的原因。
　　我们现在没有遇到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未来，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才能让新加坡持续发展。这并不容易，但是，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继任者，总理的候选人已经有了，他不用等太久就能接管权力了。这就是我们的体制。我不会等到老朽了，或者被踢出局，才走开。我会在执政的顶峰让位下台，下一个人会上来接替。这就是我们的体制运营方法。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这非常复杂，但也非常简单。现在，水成了我们两国间的战略问题，因为我们使用的水大部份都是从马来西亚买来的。对于马来西亚来讲，水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但这样两国之间难免不会发生问题，这种状态并不适于两国长久地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自给自足地解决自己的用水问题。
　　我们可以采用海水脱盐的方式来解决用水问题，因为我们四周都是海。那样我们就永远都不会缺水，但是这样做成本太昂贵。所以，我们开始做研究。我们开发了新的薄膜技术，它可以将污水过滤，将废水回收，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悄悄地做这件事，并从美国请来咨询专家，考核了那些进行水质监测的专家。我们对于结果感到很满意，因为过滤后的水的确很干净，的确可以饮用。作为总理，如果我不喝，谁会喝？所以，每当打完网球，我就直接从自来水管接一杯循环回收的水来喝。现在，有些国家到新加坡来取经，美国的弗罗里达以及加州的橙县、一些欧洲国家也正在采用这一方法。我们认为这是可行的，剩下的就是心理问题了。但是，是谁帮助我们让新加坡人民接受回收废水的？是马来西亚。为此，我们要感谢马来西亚，因为它一直在水的问题上敲打我们。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人民才顺利地接受了这种回收水。

青木昌彦所长： 这或许是一个结束我们今天活动的极佳话题。很抱歉，我们的时间到了。请让我们用掌声来感谢吴总理为我们做的精彩演讲，感谢他在东盟一体化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吴总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