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的对策：丈夫的作用、职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社会的作用

　　由于长期持续的生育率急剧下降而导致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和人口的逆金字塔型分布，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生育率下降会带来诸如劳动力人口及其所占比例的减少、养老保险费缴纳者和领取者比例的下降、国内消费需求减少、被护理者与能护理者比例的增大、年轻人在社会上晋升机会的减少等问题。目前，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非常急剧，人口学者佐藤龙三郎氏（《学术动向》2004年7月号）预测说，如果当前的出生率今后仍然持续下去，那么2100年日本人口将仅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即4000万人。

　　日本的人口学者得出结论说，促使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不婚和晚婚。不婚和晚婚现象在经历了生育率急剧下降的邻国韩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南欧诸国也同样存在。另外，与美国和其他西欧诸国相比，包括日本在内，上述这些国家家庭内丈夫对家务、育儿分担程度低，“关爱家庭”的工作环境尚未建立，生育离职后的再就业障碍重重。这样的社会环境与生育率下降密切相关。

　　生育首先是已婚女性意志决定的结果。笔者根据家计经济研究所（以下称“家计研”）1993－1999年公布的定期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对影响已婚女性生育意向和生育行为的要素进行了分析。以下是所得的部分结论。

　　我们认为，二战前“家庭”就意味着“家族”、为人妻就意味着嫁到别人家做媳妇的时代，生育未必是女性自身意向的反映。现在，把生育看做夫妻、特别是妻子意志决定的结果时，有必要先确认一下生育意向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家计研1994年的生育意向调查显示，有两次以下生育史的已婚女性中，“一定要”再生一胎的67%、“有条件的话要”再生一胎的40%、“不要”再生的7%在其后五年内有生育史。制约其他变数的回归分析也表明，生育意向是决定生育行为最大的要素。女性的生育积极性是首要问题。

　　影响妻子生育意向最大的要素之一，是夫妻间对建立家庭的共识。理论上这种共识可分为“传统型角色共识”和“非传统型角色共识”两种。“传统型角色共识”是指双方对丈夫养家、妻子专心于家务和育儿的角色分担的共识。而“非传统型角色共识”是指丈夫和妻子一起平等地分担家计和家务、育儿的职责。由于不象传统型共识那样角色间各有分工互为补充，非传统型共识的情况下，角色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而通过夫妻间谈话、家庭内协作等形式确认两人的一体性就变得十分重要。理论上可以认为，除后面论及的孩子“素质成本”提高的因素外，传统型共识的崩溃、非传统型共识的不成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传统型共识的崩溃，除离婚率上升、育儿所要的机会成本增大造成的女性价值观的改变等原因外，在日本，丈夫持续就业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也是原因之一。

　　一般认为，传统型角色共识的基础崩溃时，非传统型角色分担的出现会对生育意向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日本的情况却稍有不同。美国有报告说丈夫参加做家务带孩子有助于生育率提高，可是从家计研的统计资料中却观察不到这一现象。家计研1993年的统计资料依照妻子的评价对丈夫分担家务和育儿的情况进行调查，家务（做饭洗碗、打扫、洗衣、购物）一项也不作（分担0%）的丈夫占45%，而分担10%以下的多达87%，且丈夫分担家务的情况并不因妻子的就业状态（专职、兼职、无职业）不同而有什么变化。育儿方面，完全不参加带孩子的(分担0%)丈夫占18%，比参加做家务的比例要高，但分担10%以下的丈夫仍达半数以上。双职工家庭丈夫参加做家务带孩子的比例，与平均分担35%左右的美国相比大有不同。这种状况下，妻子对丈夫参加做家务带孩子的期望值普遍较低，因而可以认为丈夫对家务育儿的分担程度并不能说明女性的生育意向（然而国际比较的结果却表明，丈夫对家务育儿分担率低的国家都出现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情况）。

　　在日本，妻子与丈夫心理上的共识程度对生育意向有很大影响。有一个孩子的已婚女性、表明“一定要”第二个孩子的人中，对“你经常向丈夫倾诉自己的郁闷，或者与丈夫谈论自己愉快的体验吗?”的提问回答“经常谈”、“有时谈”、“不怎么谈或几乎不谈”的比例分别为57%、53%和25%。回答“不谈”的比例较低决非偶然。还有，已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女性回答“一定要”“有条件时要”第三个孩子的人中，对上述问题回答比例分别为51%、37%和36%，回答“经常谈”的人的比例较高也是有意义的。可以看出，在不能指望丈夫做家务带孩子时，通过交谈达到夫妻心理上的沟通发挥很大的作用，直接影响女性的生育意向。

　　有人认为，女性就业加剧了生育率低下，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在某一时期出现的女性就业和儿童数量的负的相关关系，不过是由于不生育的女性容易持续工作和较早放手孩子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结果、即生育率下降促进了女性就业的趋势的结果而已。

　　关于就业对生育率的影响，职场是否具备“关爱家庭（family friendly）”的环境是较大的问题。与育儿相关的工作环境包括休产假、灵活的工作时间、在家上班、直属上司对育儿的理解等等。家计研的统计资料中对工作单位有无育儿休假的调查显示，工作单位有休产假制度则生育意向和生育率都大大增加。重要的是，专职主妇和有职业的已婚女性的平均生育率，综合其他变数（年龄、最小孩子年龄、文化程度等）后，是基本相同的。而考虑有无休产假制度后发现，生育率最低的是在没有休产假制度的单位工作的女性，其次是无职业女性、生育率最高的是在有休产假制度的单位工作的女性。也就是说，有了休产假制度及其他关爱家庭措施的工作环境，生育率就会提高，女性的就业就会对提高生育率作出贡献。休产假制度的有无几乎完全由企业规模（政府机关公共团体和大企业为68%，中小企业为18%）和受雇用方式（专职42%、兼职和打工11%）所决定，所以在全社会普及休产假制度的同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小企业和兼职工作者（每天工作时间与专职人员相同者居多）身上。目前，企业纷纷采取裁减正式职员、增加借调、合同工、兼职职员的人数来节约人事费用，政府应该在政策上采取措施，避免无法利用休产假制度的职业女性的比例因此而增加。

　　国家富裕了生育率就会下降。按照经济学上把孩子看做是财产的说法，这种倾向可谓自相矛盾。但是理论上影响生育的不仅仅是收入效应，还存在 “孩子素质”的价格效应，且后者与孩子数量成比例地增大，这就可以解释这种矛盾现象。这里所说的孩子素质的价格，包括家长为一个孩子所花费的以教育费为主的各种费用及因育儿而失去的机会成本。收入增加，会使花在孩子身上的费用和机会成本加大，使价格效应提高。因此，一般认为，家庭收入的增加会使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概率（因为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增加，但是会使生三个孩子以上的多产倾向（因为价格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减少。而这一点已在美国得到证实。家计研的资料显示，丈夫的收入高，第一个孩子的生育率就提高，可这对第二、第三个孩子的生育率却没有影响，或者丈夫收入增加使妻子生第三个孩子的意向减少、而对第一、第二个孩子的生育意向却没有影响。

　　在有效影响的范围内，调查数据和理论基本是一致的。这一点告诉我们，从政策上降低孩子的素质价格，可以提高生育率。如果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的实施造成大学学费高涨，那这就是一个无意中加剧生育率低下的政策。有关减轻教育费用的政策，可以实行诸如从所得税中扣除教育费及教育相关费用的公积金，以增加助学金(与成绩无关，以所有需要者为对象)等形式完善大学奖学金制度等等美国式的作法。历史上就有瑞典那样通过公立大学免收学费、建立优厚的育儿休假制度等办法，使生育率下降现象有所好转的先例。同时也可以考虑象德国那样从社会保障方面（健康保险、失业补助等）实行提高生育率的措施。例如在日本，政府掌管的健康保险中被扶养者数增加也不发生追加费用，可是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却不享有这种优惠。也可以从这些角度考虑制定降低“孩子素质价格”的政策。

　　生育是社会行为，它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也取决于他人如何评价这一行为和他人自身如何采取行动。社会行为有时会在人们中间流行传播。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生育行为也是传播行为，会与其他的社会行为连动。有些社会变动，如离婚率上升会加剧生育率下降，又如，婚外生育率增加虽然抑制生育率下降但要求较高的社会成本，而中高龄女性生育率的增加，只要对母体没有负面影响，就既可以抑制生育率下降，也可以大大有益于社会。

　　事实上晚婚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社会应该创造环境，支援想生育的中高龄女性。还有，生育行为除家庭、妻子和丈夫的工作环境外，还取决于教育、安全等其他社区社会的性质。家庭、职场、社区社会都来支持生育，让社会认识不仅仅停留在女性生儿育女很不容易这一层面上，要让大家认识到生儿育女具有莫大的乐趣，远远超出它的不易，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面临着生育率低下问题的欧洲各国，正在摸索中实行使社会贡献于育儿乐趣这一原点的办法。社会促进育儿的乐趣，而体验了这种乐趣的人再向未体验者进行社会传播，毫无疑问，这会是抑制生育率低下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