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所遗忘了的——求知好奇心

　　新的一年开始了，今年是进入21世纪后的第3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在时代转换过程中，难免产生一种焦躁感。时代有时是在无息无声之中、有时却是在惊天动地之中发生着变化。而在时代变迁之际，也存在着一成不变的东西。

　　去年，有两个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日本东大名誉教授小柴昌俊和岛津制作所技术人员田中耕一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这是日本首次在同一年度中有两人获诺贝尔奖。对此，媒介大力报道，“日本的科技水准还是不容忽视的”， “田中耕一是工薪族的榜样”等等，渲染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小柴和田中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即精心积累数据、不放过任何微妙变化的细致敏锐的洞察力。被称为中微子的基本粒子在通过地球时，通常不留下任何痕迹。小柴执著地进行研究，成功地开发了一种可以观测中微子微妙痕迹的设备。并在1987年大麦哲伦星云超新星爆发之际，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观测到了中微子。田中耕一则致力于他专业以外的生物化学研究，打破以往的常识，成功地实现了蛋白质的离子化，开发出了能够测定蛋白质质量的微妙差异的设备。今后，这种设备通过应用于人类遗传基因解析，可望在新药开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过，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教授们看好该技术的发展潜力，将技术首先在欧美推广，反而，日本再从这些国家引进该技术。

　　近年来荣获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有：2000年的获奖者白川英树博士和2001年的获奖者野依良治教授。白川英树博士的研究对应用于触摸盘 的通电性高分子化合物的开发非常有益。据说该项研究的契机是始于学生偶然的实验错误。

　　世界上存在物质上相同、但却象左右手的关系那样处于对称结构的物质，野依良治教授开发了一种能够有效利用物质有效对应体的技术。他的发明对医药品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是进入本世纪后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这些获奖者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恐怕就是他们都是以不受束缚、旺盛的求知好奇心为动力去进行研究的。作为观察者，对自然界的现象，总想要知道为什么，去追求真理。在探索自然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与传统科学常识相违背的现象，有时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验证。即便这样，他们也决不放弃探索和追求。正因为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产生了新的发现和发明。而他们的动力源泉就是永无止境的“求知好奇心”。

　　这种“求知好奇心”有时也会产生与传统常识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历史上的哥白尼地动学说。伽利略·伽利莱经过自己对天体的观测所得到的验证结果，决然地与当时的神学界斗争，毫不屈从于教会的迫害。

　　其实，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领域需要永无止境的“求知好奇心”，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需要这种求知好奇心。同时，求知好奇心在经济、行政、政治等社会所有领域都是必要的。表面上看来，这些领域似乎与求知好奇心关系不大，其实并不然。不具备旺盛的求知好奇心，则看不出经济的复杂结构，也难以把握经营的真正的需求。在行政领域则会产生混乱，弄不清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政治领域也是一样。

　　笔者认为，实际上正是由于有表现好奇心的自由，才会产生求知好奇心。我们考察一下伽利略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就可以知道，如果只有求知好奇心，只是默默地思考，或者停留在思考的阶段，其发现也只能是自己心中的一种游戏，对社会则毫无意义。据说当时出于哥白尼本人的意见，其学说直到哥白尼去世前才出版，并不为社会所知。而伽利略则与当时的社会常识针锋相对。由此可见，表现的自由是多么重要！在自然科学领域，时代在进步，依照“求知好奇心”堂堂正正地与传统常识对抗已经成为常理 （当然日本的自然科学领域似乎还存在着权威主义横行）。

　　不过，社会领域的行为对象是社会，要满足求知好奇心，首先必须进一步自觉地确保社会行动的自由。但是，在日本，是不是越接近社会领域，则越缺少这种意识呢?假若没有表现达求知好奇心的自由，社会就不会进步。经常有人议论：这是因为社会科学、政策、或经营无法进行实验。真是这样吗?采取新的政策和经营措施，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实验吗?再者，政策和经营不也是在反复失败或不断矫正之中得到进步的吗?当然，从社会的不可逆性这一点说，社会科学的实验有异于自然科学实验(严密地说，自然科学是真正不存在可逆性实验)。或许人们从实验一词中会感到一种对社会不逊。但是，笔者总觉得在社会领域，也有必要大大发挥“求知好奇心”的作用，开展“求知探索实验”，从而使政策或者经营得到改观。这种求知好奇心是否被日本人遗忘了呢?或许是因为自由受到束缚，日本人才遗忘了这种求知好奇心?说自由被束缚，日本是个自由民主国家，当然在制度上并没有失去自由。问题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心理束缚。笔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解除这种心理束缚，各自都自觉地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扬起求知好奇心的风帆，努力探索。这样，日本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真正展现其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