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以下四个侧面阐明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道路，（1）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一体化基础，（2）金融与货币的一体化基础，（3）东亚与欧盟的根本性差异，（4）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Evolution（进化）过程。

　　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向前发展的经济基础有两个。第一个是正在东亚展开的贸易与直接投资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网络。还有在此基础上的各国FTA、EPA所取得的进展。第二个基础是1997-1998年亚洲发生的"资本收支危机"，在面临此次危机时，作为提供国际流动性的体制的第一步，ASEAN+3的中央银行间达成了作为互惠协定的《清迈协定》（2000年5月）。

　　上述东亚贸易与直接投资（第一个基础）与金融与货币领域（第二个基础）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经济共同体的趋势高涨。

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一体化基础

　　东亚地区内贸易比率已经达到了55%，而且还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这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这里存在着地理上非常接近而且还保持着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都快的发展中国家及中等发达国家。第二个原因则是，上述在东亚形成的生产与流通的巨大网络进一步推进了东亚内部产业内垂直分工（典型的例子是电子产业）的发展。这体现在世界性的三角国际贸易的展开上。

　　三角国际贸易的基本结构如下。
　　（1）中国的加工贸易目前已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5%，其加工贸易中的约八成系由外国企业完成。
　　（2）中国从日本、韩国及台湾，甚至还从在ASEAN有生产基地的跨国企业采购、进口高技术含量的零件及组件等半成品及原材料，利用中国比较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
　　（3）在中国加工生产的消费品及生产资料出口到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包括其他地区在内的广阔的世界市场。
　　（4）这样整个东亚结为一体就形成了"Global Manufacturing Center（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不过是负责其中一个方面的大工厂，仅仅中国当然不能形成世界工厂。
　　（5）这里的分工源自各国家及地区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结构与物资、信息、法律、规章等制度基础的成熟程度。

　　如上所述整个东亚形成了Global Manufacturing Center。地区内贸易比率提高、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联系不断加强，对东亚来说理想的汇率制度就是使东亚各国货币间的相对价值保持稳定的制度。那么，怎么才能保持各国汇率的相互稳定呢？"终极"的状态就是使汇率的变动相互为零，如果能够确立货币之间的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就能在东亚形成单一的货币"Asian Single Money"。

　　该问题的提出与成为东亚金融货币一体化的契机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性质与政策上的教训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这里首先来理清"危机"的性质，看看从中都得到哪些教训。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乃是一次资本收支危机（详见吉富[2003]）。其性质与通常的经常项目收支危机存在180度的不同。在发生经常项目收支危机时，由于宏观经济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通货膨胀、财政收支、储蓄率）恶化，经常项目收支的赤字过于庞大而导致国际收支危机（外汇的枯竭）。但是90年代的东亚却是在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非常良好的状况下发生了这次危机。在这种资本收支危机中，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虽然支撑了东亚经济景气的扩大，但一旦景气有所逆转，这种短期资本就会迅速流出。

　　从带有这种性质的资本收支危机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如果以美元结算的方式借入国际短期资本，就容易导致（票据）到期失调和现金失调的双重失调。到期失调是指从海外短期借来的资金被应用在国内设备投资等长期项目上，这样就产生了短期借款与长期贷款之间在满期上的脱节。这样一旦短期资金要撤走时，却无法回收长期融资及长期投资的资金，于是就导致本地银行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崩溃。再加上资金是以外汇的方式借入，随着汇率的暴跌，对外债务也陡然间暴涨，这也导致了资本负债表的迅速恶化。

　　这一深刻的双重失调导致的双重危机（伴随着汇率的暴跌的国际流动性危机与银行危机）引出两个政策。一个是在资本收支危机下应对突发的国际流动性危机的政策。这在2000年5月的《清迈协定》（Chiang Mai Initiative, CMT）终于得到落实。第二个则是为了减轻双重失调，在东亚的国内或地区内使以本国货币结算的长期债券市场发达起来。这是因为以本国货币结算的资金供应可以减轻外币结算所导致的现金失调，而长期债券的资金供应则能够缓和资金到期带来的失调。

　　那么在货币金融领域，应该以什么路线来促进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呢？

　　CMI的目的是在ASEAN+3的中央银行间缔结互惠协定，交出本国货币以借进对方国货币，使用该外币来防止本国汇率的暴跌。这其中在考虑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方面包含着两个互不相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防止汇率暴跌的情况下，理想的汇率制度到底是固定汇率制，还是自由浮动制，或者是两者之间的小幅度联系汇率制度呢？还有这与前述作为"终极状态"的"Asian Single Money"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个问题是在CMI中是否能够保证有足够量的可以利用的国际流动性（兑换性高的外币）？而且，作为利用这种国际流动性的前提，对各国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制度的监管（监督）以及在CMI协定下借进外币时的政策变更条件（条件限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1997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各国的货币对美元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化已经得到很大发展，由于在资本限制少的国家（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资本转移非常活跃，所以很难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与此相反，在资本账目还没有实现自由化，资本限制强的国家（中国、马来西亚）依然维持着固定汇率制度。但是中国等国早晚也必须推进资本账目的自由化。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约定到2006年末为止放开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外国的各个金融机构将会获得在中国国内从事人民币结算的金融服务业务的自由。这很有可能带给中国事实上的资本账目自由化。

　　这样来看，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中，实行自由汇率制度所需要具备足够的"深度"及"广度"的国内金融与资本市场尚未发育成熟。这是由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所导致的，因此长期债券市场还不发达。只有债券市场发达了，利率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上形成。

　　结果产生了内外利率差与汇率的现价买卖和期货买卖差趋向一致的倾向。形成自由的市场利率能够给银行的风险管理提供种种分散风险的手段。

　　但是在债券市场的成熟过程中，支撑着市场的制度基础的成熟尤为重要。如果没有透明的会计、适当的限制、独立的司法执行，就无法彻底取缔内部交易和利益冲突问题等，这样就不能充分保护普通投资者，资本市场也就发达不起来。

　　东亚各国的制度基础的发育迟缓，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低，因此市场利率及金融资产价格往往会大幅度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引进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则汇率的波动将进一步扩大。从而妨碍贸易依存度非常高的东亚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发展。

　　从上述理由出发，对东亚来说，最合适的是中间性的汇率制度，即围绕中心汇率允许10%的浮动幅度，而中心汇率则是通过调整与贸易对象国的通货膨胀差来浮动的小幅度浮动汇率制度。

　　CMI的以美元计算的规模虽超过了500亿美元（2005年底），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大都是本国的货币，其中所包括的作为国际流动性的外汇如日元等非常少。因而为了为资本收支危机做准备，应该考虑将东亚全体保有的巨大数额（两万多亿美元，2005年年中）的外汇（美元、欧元、日元等）从中拿出比如10%来设立"East Asian Monetary Fund（东亚货币基金EAMF）"。当然，监督及条件限制是非常重要的。利用EAMF，可以保护小幅度浮动汇率制度的下限汇率不被冲破。

　　东亚各国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与欧盟相比要大得多。EEC（欧洲经济共同体）设立于1958年（罗马条约发布），当时6个成员国（德、法、意、比荷卢三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20%-30%。与此相比东亚的人均收入差别则非常大。

　　就拿日本与中国来做个比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中国是1500美元，（新GDP推算），日本则是36000美元（2004年）。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24分之1。就算中国的人均GDP每年增加7%，10年增长两倍、20年四倍、30年（2035年）八倍（12000美元）。即使如此，也只是今天（也就是说在今后三十年日本完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也就相当于今天韩国及台湾的水平。

　　反映在这种非常大的收入差距，支撑着市场的制度基础的成熟程度在各国之间非常不同。比如在中国，法治很薄弱。在目前的"人治"体制下，大型腐败横行。这大概只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之下的市场经济主义所带有的矛盾的表面。因此存在很多商业上的不履行合同（比如赊销的债款无法兑现）的问题，以及很多地方上的司法判决都无法公正进行的问题。规章制度的朝令夕改，不透明的会计、共产党干部擅权主要企业导致的企业管理的落后等制度上的问题根深蒂固。

　　劳动者人均资本装备率的差距、技术创新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以及制度基础成熟度的差距，无论是因还是果，都是带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例如Hall and Jones ［1999］）。因此还有必要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

　　如上所述，东亚巨大的收入差距，支撑着市场的制度基础的成熟程度的差距、政治体制的差距等都是在欧盟中所看不到的，正是这些相当大的发展阶段的差距表明，东亚不能照原样走欧盟曾经走过的道路，而必须以独自的战略来构筑经济共同体。

　　如前所述，为了构筑东亚经济共同体，两条平行的路线带来向一体化发展的动力。一条是贸易与直接投资领域的路线，该路线的"终极目标"是Single Market（单一市场）。一条是金融、货币领域的路线，其"终极目标"是Single Money（单一货币）。两者作为经济共同体的"终极的形式"而汇合在一起。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条路线。

　　欧盟是从关税同盟出发的（1968年）。关税同盟建立在两个基本要素上。一个是成员国之间的关税降低为零（地区内零关税）。第二个则是所有成员国对地区外的第三国缔结同等税率的关税壁垒（设定对外共同关税）。

　　在像东亚这样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很大差距的国家中很难确定相同水平的对外关税。在共同关税下，拥有很多低竞争力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的几乎所有产业都会被进口所征服。

　　在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很大差距的前提下，FTA考虑到各个产业的竞争性（substitution）及互补性（complementary），能够进行灵活的谈判也能够灵活地决定协定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两国间的FTA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建立起来的。

　　但是迄今为止东亚两国间的FTA所欠缺的是，ASEAN+3的"3"国之间的FTA，也就是说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韩国与日本等东亚"大国"间还没有缔结FTA。

　　因此在贸易·直接投资领域向形成共同体发展的进化过程也应该分步前进，（1）缔结ASEAN各国与日、中、韩各国间的FTA，（2）日、中、韩各自缔结两国间的FTA，（3）ASEAN全体与日、中、韩各自缔结FTA（已经存在ASEAN全体与中国FTA ），然后（4）形成ASEAN+3的广域FTA。FTA包含的范围越广，就越有望缩小受到歧视的第三国的范围。

　　如上所述，东亚的三角贸易结构如果没有直接投资的流动则不可想象。因此，以贸易为中心的FTA谈判必须通过与直接投资相关的协定（投资协定）来强化。在投资协定中最重要的是本国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同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EPA中在包括贸易以外的服务（例如金融）及劳动力（例如护士）自由流动的同时还纳入了如通关手续、签证手续的共通化（harmonization）等使国际贸易能够更顺利地进行的各种政策。甚至还纳入了技术支援等内容。

　　但是FTA最大的缺陷乃是必须得建立耗费巨大行政支出的"原产地证明"（Rules of Origin）制度。原产地证明是为了防止在FTA下进行迂回贸易（trade deflection）所必需的制度，在关税同盟中就没有必要。由于FTA并不设定对外共同关税，因此第三国的出口业者，一旦将货物出口到缔结FTA的国家中对外关税最低的国家，此后就可以向缔结FTA的另一国自由出口。也就是说有可能通过第三国进行迂回出口。这是由于所有缔结的FTA并不设定共同对外关税所导致的问题。

　　因此东亚也必须建立关税同盟。如果没有关税同盟这种地区内物品自由移动的体制，就无法向作为终极目标的"单一市场"继续发展。

　　在单一市场中，不仅要实现物品超越东亚各国国境的自由移动（零关税，也没有其他的贸易壁垒），还有必要实现服务（流通等）、金融交易（债券、股票等）的自由化，进一步还要实现人员（医生、律师等就不用说了，还包括低工资劳动力在内）移动的自由化。这就和在美国的各州之间一样，超越各州的各种经济活动所需的多种要素能够自由移动。

　　为了形成单一市场，就必须使各国都具备一样的支撑该市场的基础制度。遵守法律、履行合同，判决能够公正公平地独立于国家的权力等，这些都是使经济交易能够在市场上顺利进行的基础设施中的重中之重。在此之上还要在经济共同体的各国间协调（harmonization）公司法、证券法、银行法、会计法、外国交易法、劳动法等政府的各部门所辖的种种法律，使其在基本面上大致相同。如果各国的经济法都各不相同，在单一市场中，超越国境的经济交易就难以顺利进行。欧盟的单一市场总算在1993年起步了。

　　那么上述东亚各国的小幅度浮动汇率制度怎么才能和作为终极目标的Asian Single Money结合在一起呢。我想可以考虑按照如下顺序的路线。

　　小幅度浮动汇率制度的中心汇率乃是参考包括多种货币在内的货币篮子而确定的（已述）。进入货币篮子中的多种货币的加权平均值就是中心汇率。进入篮子的货币主要包括东亚各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货币以及兑换性高的货币。包括日元、美元、欧元以及其他东亚主要货币。

　　这样Asian Single Money如上所述就将在东亚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变动为零的时候实现。也就是说，仅仅将东亚各国的货币合成在一起就是亚洲共同货币，在货币篮子中不放入美元与欧元。因此从货币篮子中包括美元与欧元出发，将来就必须从篮子中去掉美元与欧元。

　　为了考虑这一问题，就必须得搞清楚，亚洲共同货币中所包括的亚洲各种货币必须具备什么资格（qualification）才能进行单一化。比如说，在将日元与人民币合并为单一货币的时候，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接受人民币时，如果人民币不像现在的日元那样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通用，并且具有高度的国际可兑换性的话就会产生困扰。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完全实施国际资本账目的自由化，取消所有资本限制。一般来说，合并为单一货币的各国货币的"资格"应该是国家实现国际资本账目的自由化，且货币本身带有较高的可兑换性。为此，如前所述，必须确立能够经受得住东亚各国货币完全浮动的具有相当"深度"及"广度"的国内债券、股票市场，各国进入更高一层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再需要小幅度浮动汇率制度是货币单一化的前提。

　　此外，各国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不可或缺。这是因为透明的市场需要透明的政治。因此，比如中国就必须完成从共产党独裁向民主政治的转移。

　　接下来，对这些成熟的东亚各国货币进行协调，建立一种使各国间汇率的变动幅度越来越小的机制，比如相互将汇率限制在一定的变动幅度之内的Asian Currency Snake（亚洲迂回通货），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这时的中心汇率就是东亚各国中物价最为稳定、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的货币（现在是日元）。欧盟的场合则是德国马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各国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紧密的协调就无法实现汇率的相互稳定。

　　而且，Asian Currency unit （亚洲货币单位ACU）是通过对亚洲各货币进行GDP及贸易方面的加权平均计算而得出的合成值。它作为计算单位也有用处，同时还有可能在对东亚各国的经济政策进行监督时使用该货币单位。但是，ACU当然不是带有强制流通性的独立的货币。European Currency unit（欧洲货币单位ECU）基本上只是停留在计算单位上。

　　单一的亚洲共同货币Asian Single Money（ASM）的发行只能通过新设立的东亚中央银行来进行。负责东亚整个地区通货膨胀问题的也是这个唯一的新的亚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各国的中央银行将不复存在。

　　于是下面的问题就马上浮现出来。为了稳定该ASM的币值，新的亚洲银行作为亚洲整个地区的通货膨胀的负责人对ASM的利率进行操作。也就是说，关于"单一货币"的前提，必须以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要素能够超越经济共同体内的国境而自由移动的"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的形成为前提。如果不这样，在相同的ASM利率下，就会对共同体地区内各国之间的经济景气与就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影响。单一货币的操作就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操作单一货币美元的利率，能够无视通货膨胀对各州的景气变动所产生的影响而对作为单一市场的美国全境的通货膨胀进行管理的情况一样。

　　这样就先形成Single Market，然后再形成Asian Single Currency。欧元诞生于1999年。如前所述，在东亚必须缩小GDP的差距、同时使支撑着市场的制度基础成熟起来，为此需要民主化的渗透。正如从在日本与中国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一过程今后还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