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革应该统一步调

　　关于经济增长战略的讨论很热烈，但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来看，应该如何评价当前日本的经济政策呢？下面笔者想就此进行思考。

◆◆◆

　　从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该理论认为，通过教育和经济活动，新技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产生溢出效应（扩散），技术进步得到持续自我增值。

　　这个理论对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对教育和研究开发的投资，只依靠民间是远远不够的”。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和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会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新政权提出的儿童补贴和公立高中免除学费等有关教育的政策，在促进下一代人才资本形成上，是非常重要的增长战略。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政府的科学技术预算，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也非常重要，但由于预算项目审核等，投资出现缩减的趋向，这一点令人忧虑。

　　新政权的目标是重视消费者等需求方的增长，而不是企业等供给方的增长。但是在近年的经济增长理论方面，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型比较少。虽然有对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进行解释的模型、以及政府通过财政动员创造出对新技术的公共需求来促进产业化这一发展经济学上的“大推动”模型（big push model）等，但都不符合日本经济的现状。

　　在需求主导模型中，有近年不太受到关注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的“市场规模的大小（需求的大小）决定分工”这一分工定理。如果市场规模（需求）大，生产者就会进一步分工，进一步分工的结果，生产率就会迅速提高，经济就会增长。亚当·斯密的理论显示出，正是由于巨大市场（需求）的存在才带来了经济增长。顺便提一下，笔者也曾经提倡过内生性增长理论模型，即需求扩大可以带来分工的深化，分工带来的生产率上升使人们的收入增加，并进一步扩大需求。此外，美国纽约大学的约万诺维奇（Jovanovic）教授等人认为，需求的增加使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资，推动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

　　无论在哪种理论中，扩大需求都是通过分工等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条件。在考虑政策时，重要的是不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而应对研究开发实施减税等配套政策，以便通过扩大需求来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此外，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需求是把内需和外需加在一起的总需求。不仅内需，作为需求方的增长战略，为开拓新兴国家市场等外需的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

　　对于弄清市场机制如何带来经济增长的这些讨论，近十年来，考察制度和政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的不同、民主体制和开发独裁型等在政体上的不同、法律起源的不同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在不断得到明确。这个领域的研究对日本的结构改革路线的走向也将带来各种各样的启示。

　　在冷战结束后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激进改革的方式急速地推行市场经济化，但是经济增长曾一时大幅度下滑（参见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兰教授等人认为，社会体制的急剧变化会导致经济恶化。对此，国际大学的加藤创太教授提出假说认为：“以不同的速度对多个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时，由于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暂时崩溃，所以在过度时期经济绩效会恶化”。加藤先生与笔者在东京财团等单位正在合作推进验证这个假说的研究。

　　例如，有关劳动市场自由度的制度与就业保障网（就业保险等）的规模之间，具有互补的作用。如果劳动市场的自由度小，劳动力移动受到限制，企业承担内部失业等，那么即使公共保障网规模小，劳动者也不会对未来产生担心。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度大的劳动市场与大规模的公共保障网结合起来，劳动者虽然容易失业，但是由于有坚实的安全保障网，所以对未来的不安得到减缓。这样，即使有失业的危险，消费也仍然坚挺，不会给经济绩效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制度间的互补性，是用以往的“大政府”对“小政府”这一单纯的框架所无法涵盖的。

　　在这种关系下，如果劳动市场的自由化率先突飞猛进，而安全保障网却迟迟不能完善，那么经济绩效就可能恶化。也就是说，由于劳动市场自由化，虽然企业的竞争力得到加强，但劳动者失业的可能性增高。在安全保障网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失业的可能性一旦增高，消费者出于对未来的担心就会减少消费，整个经济就会下滑。

　　在多个互补制度发生变化的时候，由于“制度变化速度调整”不能顺畅进行，所以会过渡性发生上述问题。从图中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事例可以看出，以激进的方式对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结果，经济暂时下滑，其后缓慢地恢复。这种模式可以用制度变化速度调整的失败来说明。

　　加藤先生和笔者等人的小组，使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 of Canada）关于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数据（2008年度），运用回归分析法，验证了这个假说。其结果发现，从国家层面来看，制度间的变化速度不一致，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数据是世界65个国家有关经济方面的各种制度（所有权等法律制度、金融环境、贸易监管规则、市场监管规则等）的自由度指数，而且可以得到1980年以来各种指数的时间变化，所以可以利用指数的变化速度得出各种制度的变化速度。

　　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某个国家，两个制度的自由化速度差越大，越具有使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暂时下降的效应。例如，贸易监管规则的自由化和市场监管规则的自由化，如果其速度差加大1％，就会产生使该国GDP降低2％的效应。笔者等人目前正在使用这个模型，对1990年以来的日本结构改革进行验证。

◆◆◆

　　从笔者等人的研究来看，关于现在的日本经济，可以说有下述经验教训：（1）市场竞争性和安全保障网的规模等多个制度形成了互补，在进行制度改革时，调整这些变化的速度非常重要；（2）以前的结构改革，在速度调整上失败了。例如，虽然市场竞争性得到加强，但由于完善安全保障网的工作迟延，所以发生了对未来的担心增加、消费低迷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弊端，经济绩效也没有如期待那样得到改善；（3）现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全面停止结构改革，而是根据市场自由化加速完善安全保障网等，调整各种制度之间的变化速度差，加速改善经济绩效。

　　要想有效地调整制度之间的变化速度，不能由管辖各种制度的政府机构分散地改革制度，而是需要在政治上（政府首脑）提出改革前景，像管弦乐队指挥一样对政府机构进行速度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哪些制度具有互补性，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各政府机构按照政府首脑指示的速度，对所管辖的制度实施改革。这就是“政治主导”的经济政策所需要的政治与政府机构的分工合作吧。

　　如上所述，在最近的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不仅市场竞争的作用，而且各国的制度、历史和政治等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实际政策中，无论是思考增长战略，还是对预算项目进行审核，都可以从这些最新研究成果中得到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