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日中关系

日期 2004年10月21日
演讲者 Reinhard DRIFTE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 公共经营研究科客座教授)
主持人 田边靖雄 (RIETI副所长)

摘要

日中间的安全保障

  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之中,日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象中国这样新兴的大国如何被国际体系所接纳等问题上,日本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这些过程之中,日本的存在具有三点意义,即(1)日本是中国的邻国;(2)日本能够协调中国的地方政治及经济,向中国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援助;(3)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同盟国。在这里,我想就日本在有关中国的政策中需要做什么以及干预中国的复杂性和矛盾等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展望和远景

  中国的目标是摆脱本国军事、经济及社会的落后状况,维护社会主义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共存,实现领土统一(收复台湾、恢复领土完整)。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存在意味着一直以来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台湾近海的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事件给日本带来极大的恐慌,日本有11%的国民——现在或许要超过这一数字,都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军事威胁国家)和东海钓鱼岛的领土争端问题。

  另一方面,我认为将日中关系综合起来考虑,非传统性的安全保障问题最为棘手。我们有必要积极认识各种因素,领会非传统性问题所在。比如说,传统的军事基地问题有任何动静,都会极大地影响非传统性的安全保障问题,同时也会左右相关的认识。还有对于生态上的难以为继、政治上的难以为继(社会性不均衡和混乱等),也有必要进行探讨研究。另外,还要考虑经济上的难以为继(由于国际性不景气而造成的出口下降以及FDI主导型经济发展的破坏等)。对于中国经济上的成功,有56%的日本国民断定今后10年,中国会成为日本经济的威胁。

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对中国怀有各种强烈的危机感。来自中国的非法滞在者及合法移民者的增加、对日本国民的同化、难民化等,这些都使日本感到不安。在日外国人中,中国人所占的比率1997年为17%。另外,涉及中国人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加,非法滞在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其他还有逾越国境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中国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争夺稀少的原材料、食品和能源资源(比如俄国的原油等)。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和钢铁进口国,逐渐取代了日本的地位。

  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极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比如,在FTA问题上,中国比日本更积极主动,在外交方面上灵活机动地缔结极早见效的协议(Early harvest )等,运作非常巧妙。在能源争夺战中,由于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减少,致使日本和中国及俄国间呈僵持状态。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经济地位和身份,使其在亚洲(FTA、出口市场)起着主导作用,站在向中国提出各种建议的立场上,在亚洲的作用十分重要。

内政状况及其给日本对华关系带来的影响

  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目前处在一种由自信转向脆弱化的状态中,不过这也是在于日中两国间桥梁的丧失,中日两国新一代人的崛起,以及以往的渠道消失等缘故。自曾经声援过中国的日本左派势力垮台后,日本面临的是更为现实的安全保障问题,这和以往相比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日本外务省的中国派的衰退已非常明了。

  对华关系的政治争论焦点虽并未形成很大的问题,不过,比如日本削减了对华的ODA(援助额减少50%、日元借款2002年度减少24.7%),而且预计要进一步削减下去,因此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大大降低,日中之间逐渐朝对等关系发展。1996年以后,对中国持好感的日本国民只占不到50%了。

国际形势及其给日本对华关系带来的影响

  虽说有必要考虑国际形势及其给日本对华关系带来的影响,不过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远比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搞中国研究的日本年轻学者去美国留学,从而能够用美国的观点去审视中国,对于这一影响日本人也非常清楚。冷战后和平并没有到来。相反,今后必须要更加注重国防。有人对于美国是否是可信赖的保护者存有疑问,尤其是在克林顿第二期政权期间。对于目前的布什政权,日本人虽没有这种担心,但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变,所以未来又将如何呢?不管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步,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方面来看,还是从世界政策的角度来分析,对于美国来讲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了。

日本的干预政策

  具体来讲,日本对中国提供经济、政治上的激励(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依存指的是建立一种相互依赖关系。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本国的防卫力量、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政治战线的形成,建立军事政治堡垒。结论是有必要认清强制性要素(element of coercion)。因为即使日本不去认识,中国也一定会认识,所以有必要去认真领会。另外还有封锁政策的强制性工具(force instrument)的重叠。

  给干预政策下定义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干预和封锁要素的重叠会引起怀疑和误解。比如说,constrainment (约束性干预),这并不是英文而是人为的造词。定义干预的困难是在于干预政策的复杂性和内容的难以理解上。对于实际操纵者和专家来讲,定义干预是一个中心课题。

  要明确干预政策的各种附带结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向政治、经济共同体的统一,体系变更,控制效果)。还有必要明确附带的政策工具的任意选择。经济、政治上的拉拢,政治、军事上的力量均衡等。目前需要深刻领会封锁政策部分的内容。对此定义之后再分析干预政策。

  军事、政治上的均衡是干预政策之一。自卫队特别针对中国没有变化,但今后要更加明确特殊对待的对象。比如,为了监视东海中国海军的行动,增加在冲绳县的P3C监视机的数量。1995年的日本国防大纲中,虽将最重要的因素视为是来自朝鲜的威胁,但始终对中国今后的动向保持谨慎的态度。有关日美同盟,在桥本―克林顿宣言(1996年)中重新制定了指导方针。中国对于强制性要素(element of coercion)也十分清楚。TMD本身虽并不让中国担忧,然而弹道导弹系统是和台湾密切相关的。中国方面的理解是势力均衡来自政治力量。

  日本的干预政策的目的是避免中国成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了实现政治上的控制,由尽可能多的国家形成统一战线,促使其成为符合西方国际惯例和制度、掌管世界秩序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在政治势力均衡的各种事例中,有防卫厅的积极防卫外交(尤其对亚洲)。为了领会日本的对缅甸政策,则有必要理解日本所抱有的担忧,即一旦欧美各国过于强烈要求缅甸政府进行改革,那么缅甸或许会成为中国的卫星国。

  因为要避免中国在中亚发展军事力量,所以日本的目标是努力稳定相对动荡的中亚各国。日本原首相桥本曾经做过努力,此后前外务大臣川口也试图努力恢复这一行为,但我认为日本的政策太软弱。

  由于越南和印度之间存在安保对话,所以也必须理解其与中国的关系。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三个国家在ASEAN中是最弱的,这将削弱ASEAN整体的力量,所以必须强化地区性的安保对话。

  为实现与中国在政治上的相互共存,有必要加强两国之间、地区之间、多国之间等各种级别的对话。具体地来讲,通过申明日本的国防政策,使中国对日本制定的各种目标不存疑虑,同时抗议中国的国防政策(核试验、国防预算的增加等),通过提高两国的国防政策透明度来培养相互的信赖,通过扩大、增加外交渠道改善两国间的交流,在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其他的地区问题上,有必要取得中国的支持。

  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共存,目标是通过日益增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推进有效的和平化和民主化。但是对于这一行为的效果,在学者中间有形形色色的议论,结果如何尚不明确。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日本的干预政策是否成功呢?日本和中国之间保持稳定与和平,中国国内也保持稳定状态。日本的确在经济援助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不仅日本,欧美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也在实施对华的干预政策。中国与世界经济并轨,在某些领域上比日本更为趋向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体化。

  日中之间虽在多方面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历史上所遗留的问题、中国反对有关日美安保关系的强化等)信赖关系尚未构成。比如说,对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国始终表示强烈的不满。此外,战略上的竞争关系日益深化,东海附近的紧张事态屡屡发生。而且,日本削减了对华ODA(援助金额减少50%、日元借款比2002年度减少24.7%),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减弱,日趋呈现对等关系。虽然尚未形成绝对的对等关系,但进展十分迅速,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想必要费一番苦心。

  对于多国间论坛,中国一直持消极矜持的态度,特别是一旦涉及到安全保障问题,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优先两国间级别的谈判。关于传统性、非传统性课题没有解决的对策。

  我们必须认清对华干预政策的复杂性。由于日美中三国的三角关系造成了离心动力的复杂性、内在矛盾以及不透明性,军事、政治上的力量均衡与经济、政治上的相互依存相矛盾,经济、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伴随着损伤。此外,环境问题等存在经济性干预的自我破坏性影响,即便干预政策奏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效果适得其反。

  对于日本来讲,日美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日本若过分依从美国的政策,则会陷入套中,一旦不遵从美国政策,就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关于对华政策,有下述几种情景。(1)巧妙地平衡干预政策的各种要素。(2)认同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贡献,淡化和美国的军事关系(见风使舵bandwagoning)。(3)加深日美同盟关系,强化对中国的政治、军事上的力量均衡。(4)发展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努力在东北亚地区中发挥中立、中介作用等。

政策建议

  冷静处理日益增多的经济摩擦和竞争关系,减少来自历史问题上的摩擦,缓和领土争端,在东海问题上,有必要合理、冷静地寻找妥善的让步。另外还有就是增进交流。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交流,目前并不融洽。两国都必须做出努力。对于历史上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欧洲和俄国为了保持和平,两国间缔结合作协议一样,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都有必要订立多国间的合作协议。日本深化日美间的安全保障调整之举是不妥的。

提问与回答

问:

在日本的干预政策问题上,您指出element of coercion(强制性要素)和封锁政策的force instrument(强制性手段)有重叠的部分,这是指的什么呢?

答:

干预政策并不只是贸易经济效果和政治问题。从中国方面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强制性要素(自卫队、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方面虽也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外交上却只字不提。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正式使用过干预政策这个词。事实上实施中的干预政策中含有这一强制性要素。

问:

有关国际形势和对日本的对华干预的影响中,指出并无和平的到来,但自1998年以来日本的国防预算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可以理解为和平到来。总之,请您谈一谈对日本重视国防安全却不增加国防预算这一事实的看法。

答:

关于和平到来的观点,我也十分赞成。1989年之前一直存在来自苏联的威胁,但冷战结束后,这种威胁消失了,人们对和平的到来充满希望。关于国防预算,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排定先后顺序,由于苏联的威胁消失了,便可以削减驻扎北海道的战车,这在1995年的国防计划大纲中进行调整是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

问: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权,至少在近10年间,在思考安全保障问题、经济问题、谋求包括日本及朝鲜在内的国际交流问题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如果胡锦涛?温家宝的领导体制持续10年,就只有凭借19世纪式的构思推进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的解决持有疑问。中国自身也感觉到若不融入国际社会,则会处于孤立。另外,中国看上去是在采取力量均衡政策,但我们并这样理解。 所谓非传统性安全保障问题,在国际政治学家中间一般是指恐怖主义、毒品等看不到的敌人的安全保障问题。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答: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生命力(强力、活力)是无法预测的。因为无法预测所以要努力朝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反对干预政策,而是领会矛盾,有效地运用干预政策。 非传统性安全保障问题中当然包括恐怖主义问题。但是,日本并没有和中国进行过有关非传统性安全保障问题的谈话。我在日中关系中讲了有关非传统性安全保障问题。因为中国和日本不会掀起恐怖事件,所以在中日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日本有必要和中国、德国一样采取反恐怖主义对策,但不是在日中关系问题上。

问:

这是一个涉及整个内容的问题,今天的谈话使我特别感到对于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日本所采取的政策是一种折衷战略、即好像是零和游戏。

比如说认同中国在亚洲的贡献,淡化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的见风使舵战略等。但是我认为,对于日本来讲,日美关系是支柱,而日中关系只不过是要在日美关系这个框架范围内有所作为而已。今天听了您的意见,我觉得好像是对有关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对华、对美的折衷战略进行了说明解释,这样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答:

不是说日美关系就是零和游戏。由于我认为日本的统率能力和政治制度终究是无法应付矛盾重重且极为复杂的干预政策,结果势必会成为从和中国的力量均衡转向见风使舵(依附性)。若中国民主化发展,美国推进单向通行,那么日本对于中美将不再重要,很有可能向依附性发展。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所仅有的政治能力是朝向依附性发展的。为此,我才提出了政策建议。不过,我想随着时代的变迁,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我的推测或许也会有变化。

问:
政策建议中的第一项是纳入干预政策的各种复杂性因素,并取其平衡,是这样吗?
答:

有直接关系。只是若建议得以实施是可能的,但我想以日本政府的能力是无法实现的。

问:
您认为第四种情景的日本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挥中立作用这一设想能否实现呢?
答:

我认为从国际关系、地区相关问题以及预算问题考虑,是不可能实现的。

问:
为什么在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一种情景中提出这个政策建议呢?
答:

这可能是有点象首相小泉,试图挑战解决似乎难以实现的朝鲜问题、北方领土的收复等。不过,我并不喜欢如第二、第三种那样有急剧变化的情景。相对欣赏的是第一种情景——软着路。由于纳入了政策建议或许就会成为现实的东西,或许能有所帮助。但是这完全是一个智能游戏而已。

问:
如何去填补政治能力的不足呢?
答:

我认为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日本若不改变在FTA(自由贸易协议)上的态度、政策、认识等基本方针,则政治力量是无法有所发展的。另外,要有意识地大力进行国际性教育。中国的年轻人英语非常优秀,留学风尚盛行,此外,还擅长和外国的接触交流。

演讲者介绍

  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1979年取得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欧洲委员会日内瓦高等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英国纽卡索大学教授及东亚研究中心所长等职。目前还兼任英国纽卡索大学名誉教授、伦敦经济学院(LSE)亚洲研究所所长。

日本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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