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A公司利用从B国获取的遗传资源（生物）（注1）获得了利益时，A公司有没有把利益分给B国的义务？这就是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持续争论了20年以上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问题的典型争论焦点。
ABS问题始于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个公约认为“各国有权对获取本国的遗传资源制定限制规则”，以“利益分享由当事人协商决定”为前提，规定“各国政府应为实现利益分享采取措施”。但是资源提供国（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对利用国（主要为发达国家）应采取的措施内容含糊感到不满，双方一直对立。2010年在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届缔约国会议，通过了关于ABS的具体规定《名古屋议定书》，暂时结束了长年的争论。但是，具体实施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日本现在以“2015年开始实施”为目标，正在讨论批准议定书和引进国内措施。笔者对尽快批准议定书不持异议，但希望有关当局慎重讨论，避免经过批准引进的国内措施给国内利用者（企业和大学等）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阻碍生物领域的创新。
下面笔者就“对利用外国遗传资源的监管”及“对日本国内获取遗传资源的限制”问题，举例说明引进国内措施时应注意的事项，并简短地阐述我个人对ABS这样价值多元的问题应如何处理的看法。
对利用外国遗传资源的监管（日本为利用国时的措施）
第一，利益分享应根据当事者经过自由协商“彼此同意的条件”（Mutually Agreed Terms: MAT），政府不应加以不必要的干预。例如，即便是利用同样的遗传资源，用于研究还是用于商业化，MAT的内容当然有所不同。其内容应任由当事者决定，不应在法律上做统一规定。不过，制作最佳案例供当事者参考是有益的。
第二，明确议定书的适用范围。例如，“已经破解的遗传信息”或“与遗传资源化学性质相同的合成物质”本身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所以不属于遗传资源（注2），因此可以认为其不在议定书范围内。而另一方面，即便象小麦、大豆这样的一般流通商品（日用品），也不能仅以一般流通商品为由排除在议定书范围之外。当然，关于一般流通商品，当事者之间存在着默契，因此只要不违反默契，利用者在支付购买代价时，就可以视为进行了利益分享（注3）。当然，对于这一点，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见解。但是不管怎样，日本政府应向国民具体解释议定书对“监管”的适用范围，使国民明白什么是违法。
第三，完善体制，以便在外国提出保护要求（要求日本保护外国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时能够正确应对。例如，传统知识在公约上仅限于“土著居民社会和地方社会”，如果有外国提出超出这个范围的保护要求时，应能够立即回答“这个要求不属于议定书范围”，为此需要事先完善体制（通过官民协作建立机动性体制）。
对日本国内获取遗传资源的限制（日本为提供国时的措施）
在名古屋议定书中，各国要求国内遗传资源的利用者取得当局的“事先允许”（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是各国的权利，是否引进PIC制度是各国的自由。假设日本引进了PIC制度，由于利用国内资源的大多是日本企业等，因此从总体上说，日本企业等的负担将会增加（本国民待遇原则不允许只要求外国利用者履行PIC义务）。另一方面，使负担增加正当化的根据尚不明确。因此，笔者认为不应急于引进PIC制度。
不过，由于一些国家的专利局要求申请人公开遗传资源的来源地及其证明，所以日本企业等在利用日本的遗传资源时，需要日本政府出具遗传资源的来源地证明，在这一点上，需要PIC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一用途的PIC制度，不应把它作为专利申请人的义务，而应作为日本政府按照申请人的要求出具证明的义务。
ABS问题的处理方式
名古屋议定书基本上属于环保公约，但是由于涉及到保护生物领域的发明，因此与贸易和农业关系密切。另外还涉及到不适用“病原体”，与公共卫生也有关系，并涉及到保护传统知识，与土著居民的权利也发生关系。
在多个价值观相互交错的问题上，很难立即找到谁都同意的唯一解决办法。合理的办法是，整理相关各方的意见，从能够达成一致的问题开始实行，并在考虑国际动向的同时，采取分阶段逐步修改的程序。
在依照名古屋议定书制定实施国内法时，应区别义务规定和权利规定，尤其是根据权利规定制定国内措施时，应认识到价值多元化的政策选择问题，更慎重地分阶段推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