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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更积极的未来

许知远 覃里雯 黄继新

  哈佛学者费正清不仅试图描述中国在20世纪的庞大变革,还试图参与它的变革,他满怀热情地踏遍哀鸿遍野的中国,在清华大学执教,推进中国教育事业。但是,学术风尚的变化也许只比巴黎女装略为缓慢,今天,西方的第三代中国研究专家们认为,费正清等前辈对中国的感情过于投入,他们宁愿与被研究对象保持所谓“安全”的距离,他们放弃了救世情结,全神贯注地搜集数据,作出“不偏不倚”,也几乎是无关痛痒的分析。

  这种风尚在日本研究领域同样流行。71岁的哈佛教授、日本研究泰斗傅高义(Ezra Vogel)曾从他37岁的儿子史蒂文那里得到一句富有《滚石》杂志精神的评论:“我认为我对日本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而我父亲是理想主义的。”在日本接受高中教育、身为伯克利大学教授的史蒂文无情地评价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前辈日本专家:“很多美国研究者很为他们辛苦掌握的日语技能骄傲,他们相信将日本介绍给美国是他们的宿命。但是,我们这一代(美国研究者)研究日本,仅仅是将它当成许多案例中的一个。”但是史蒂文给自己颁发的奖章只有表面的价值,在大多数新一代研究者中,现实主义的冷静很容易与犬儒主义的淡漠和哀叹混为一谈。在分析日本的发展和中美日的三角关系时,人们最容易接受的哀叹就是:日本原是一堆泡沫,现在是正在破碎的泡沫,将来很可能连泡沫也没有;中国是要强大的,中日之间很可能会打仗的,美国一定会参加进来的。如果现实主义意味着热爱否定、回避情感的付出或对灾难具有过于丰富的想象力,那么毫无疑问,傅高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傅高义从不相信危机意味着幻灭。在一片“反思亚洲奇迹”的七嘴八舌中,他的笑声可能略显微弱。以深孚众望的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定,1994年以前的亚洲奇迹不过是欧美投资在亚洲疯狂的建筑工地上扬起的混乱尘土。另一位哈佛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则以《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为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拉起哀伤的提琴。在傅高义看来,否定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所取得的成绩是荒唐的。日本人不是从废墟中建起了美丽洁净的国家吗?美国人不是依然热爱质量可靠、性能日新月异的索尼产品吗?日本不是走在信息业和医药行业的前沿吗?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缓慢,但它不是仍在增长吗?而且,对通产省计划经济式做法的批评并没有考虑到它在一段时间内起的基础作用。

  有一点共识得到所有观察者的认可,那就是日本的官僚制度已经成为日本改革的最大障碍。所有的人都同情有革新者风度的小泉纯一郎,但是傅高义觉得他的表演才能远甚于政治才能。在裙带关系盛行、权威至上的国家,长远的目光、统一的政策、强有力的领导和凝聚力是改革的必备前提。傅高义觉得日本需要一个邓小平式的领袖,他对邓小平的钦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现在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书。你最好相信,这本书会和他的其它著作一样畅销。

  与日本经济停滞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日本和美国的不安,三者之间的故事漫长而微妙。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一群日本妇女被清兵抢劫挟持,日本迅速通过美国驻华公使得到清政府的再三道歉和保证。二战8年间,为了帮助中国抵制不再向自己撒娇的日本,美国向中国空运了大量武器、弹药、牛肉罐头和军事人才。二战结束后,美国迅速解除了日本的武装,用美日军事同盟同时防止日本的再次犯错和中国的红色政权。美国过于强壮的身影不断在正在成长的中日两国间周旋,使后二者难以避免相互猜忌;另一方面,作为今日和昨日分别主宰世界的大国,美国与中国都很难客观地设想:允许对方和我一样强大又怎样?

  对于中美日之间如何加强合作,傅高义提出的建议非常易于操作,比如美日间会谈和中美间会谈都应当照会第三方,将亚洲其它国家纳入到开放的中日对话中来(这一点亚洲国家正在试探性地实践)。“应当讲清楚”,这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中,开放的态度远比桌底划拳要节省成本。另一方面,有百年屈辱史的中国也应当学会自我心理治疗,学会以正常的方式对待国际社会中的风云变幻。事实上,在对付核武器和解决北朝鲜饥荒等问题上,三方的合作是非常和谐的,虽然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尴尬、紧张而且相互对立。

  没有人能事先说清楚,为什么放弃了印度的英国会更加强盛,或参加二战对美国更为有利,理智和经验统辖的有限岛屿经常受到黑暗的无意识海洋的冲击,当真理模糊不清时,是信仰而非绝对的证据支持人们作出判断。作为少数尚在人世的日本研究泰斗之一,傅高义对社会发展具有坚定的信任。就像那个故事里的孩子,当得到马车作为礼物的哥哥为不会驾车而哭泣时,他兴高采烈地在妈妈送的马粪里挖掘,“说不定里面会有一匹小马呢”!两个孩子说的都是真理,可是你知道谁更有用。费正清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简单、纯净的方式来总结中国的独特历史经历,与此同时,他受到自己救世情结的催促;傅高义在研究日本之后又开始研究中国,因为他在来自两国的朋友身上发现,自己也许能帮助他们消除许多误解。在回顾中日关系戏剧化的艰辛历史时,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些坦诚而持久的激情,未来将如何黯淡无光。

不能否定日本的成绩

  问:23年前,您曾经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后来在谈到这本书时,您对人说您从不会对写这本书而感到遗憾,那现在您对当时书中的观点有没有改变?

  答:没有什么基本改变。这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在70年代,日本的成绩非常好。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但是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非常快。二战之后,日本在发展经济方面非常成功。80年代,他们有一亿二千万人口,但却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的确不简单。我那本书写的主要是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我觉得当时的分析没有错,比方说他们的教育普及很成功,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他们的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很高。还有就是,二战以后,他们派了很多人到国外学习,而且学习得很好。我写的不是金融方面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社会方面的问题,所以当时在70年代,我的基本分析是对的。当时很多美国人仍然觉得日本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他们不知道日本有这么大的成绩。现在看起来,我仍然认为,从5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发展的确非常快,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当时所说的情况,现在仍然觉得基本不错。

  问:您的另外一本名为《亚洲四小龙》(Four Little Dragons)的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影响。在80年代,很多读了您的书的人认为21世纪就是亚洲的世纪。但是现在当我们回顾此事时,您会不会觉得人们当时的这种情绪太过乐观了?

  答:199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面临了一些困难,经济增长率有所减少。但是依我看,这只是暂时的。现在看起来,中国的发展特别快,当时在我的那本书中,没有写中国。但是我在1989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就写了广东的发展,这本书取名为《先行一步》,因为广东的领导人都说,在改革政策方面,我们只是比全国其他地方先走了一步。所以我认为,广东在80年代已经走了四小龙的那条路,虽然比四小龙晚了一点,但走的路是一样的。那么,现在看起来,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也非常快,现在每年的增长率已超过了7%。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它的发展会影响到四小龙,会影响到亚洲,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亚洲会很成功。

  问:国外很多观察家认为,现在的日本处于危机之中。但是,您认为这些观察家在分析日本的情况时有没有犯错误?如果有的话,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答:我也认为日本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有的人说,日本本来就没什么成绩,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从50年代到1990年以前,日本的发展非常快。那为什么1990年以后日本的发展速度停下来了,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的金融政策制定得不好;第二,90年代的日本在金融、通信等领域是不够开放的。他们不想破坏很多公司,这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但是我认为他们应该更开放,让一些做得不好的公司倒闭。比如现在,中国在东北省份让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破产,让职工下岗,这种政策是对的,尽管暂时会有问题,但是对全面、长期的发展来说,这个政策是对的。

  还有很多人认为日本没有前途,我也不同意,因为我认为,日本的教育水平、知识水平还很高。现在的日本政府有很多问题,需要基本的改革,但是现在他们没有一批人能够领导改革。

  问:迈克尔·波特在其著作《Can Japan Compete?》(《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在谈到日本竞争力问题时,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最具有竞争力的行业是政府干涉最少的行业。您认为,我们有没有误读或者误解日本的资本主义?回顾1990年以前日本政府在日本经济腾飞过程中的作用,您有什么看法?

  答:迈克尔·波特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我认识他20多年了,他本来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不太认为日本政府在70和80年代的政策是好的,虽然按照完全市场化的看法,钢铁、造船等公司没有获得足够利益,但是,我认为,对于国家的发展,这个政策在一段时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这使得日本公司都可以用上便宜且质量很好的钢铁;此外,我觉得造船业的成功带领了其他行业。迈克尔·波特认为,日本的电子、汽车等工业比较自由,发展得也很好,但是依我看,如果没有日本政府在七八十年代对钢铁企业的扶持,就不会有汽车业的兴起。所以我认为,对于那段历史,迈克尔·波特的看法是不对的。不过,他关于公司的利益好不好、公司的发展快不快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对的,现在日本公司的开放程度更高,汽车公司和电子公司发展很快,也比较自由,政府不去控制这些行业的发展,钢铁等行业也得到了改革开放,我认为这都是对的。

日本需要一个政治领袖

  问:我们怎样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日本整个经济低迷的90年代?

  答:第一,这是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犯下的错。第二,他们改革开放的程度不够,特别是他们缺乏政治领导人,导致了政治的不统一。从1993年至今,他们的首相每年都会换一换,因此没有稳定的长期政策,所以在他们在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但却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去加以推动。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在您关于日本的新书中,您提到日本需要一个能够建立更广泛社会共识、以实现必要的社会变革的领袖。那么,您怎么看现在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您认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领袖吗?

  答:我不认为他是负责任的。这个人只是有小聪明,他搞的宣传、在电视上讲的话都很好。但是日本未来的改革开放需要有统一的政策,还应该有好的计划、好的准备,应该有很多人合作,这不是一个人光会说好听的话就能解决的。所以我觉得,他对那些方面的考虑不够多。我跟日本现在的在野党的一些领导谈过话,我的看法是,他应该做相当多的准备。日本80年代的首相中曾根就不只是有很清楚的政策,他还有一批学者,以及一批非常有经验、非常了解情况的官员,因此当时各方面的政策作用都很好。现在的日本就需要这样的做法,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组织好政府、能了解各方面情况的领导,需要一个像邓小平那样强力推动改革开放的领导。

  问:从1955年开始,自民党统治日本至今,您认为自民党会实现自我更新、自我改变吗?

  答:自民党是很难做到自我更新的,因为他们的老人仍然拒绝改变。在他们党内,我也认识一些年轻、能干、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在党内的作用不够大,因为老人太保守。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的日本政治家决定不参加自民党,而加入民主党,所以,现在的民主党集中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其影响将因此扩大。要是日本40年代出生的那些能干的、了解外国、了解应该怎样改革开放的人能够领导自民党,他们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保守派影响还是这么大的话,我恐怕自民党几年之内会垮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年轻的自民党人将与民主党人合作。现在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时代,我认为日本未来的政局就存在这三种可能:一是年轻的自民党取得领导,二是民主党人取得领导,三是自民党和民主党的年轻、能干的人一起合作。

  问:国外一些媒体认为小泉政府的改革是失败的。在过去11年里,日本更换了12名首相,这是否意味着情况还不够糟?是不是说日本人民现在仍不希望有更大的变革?您认为,这种情形在未来十年里会不会继续下去?

  答:我也认为小泉政府的改革是失败的。日本的改革还不够,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很高,比中国好多了,比普通的美国人也差不了多少,有的方面甚至比美国还好,所以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需要。在1978年的中国,很多领导人知道文革的问题非常大,需要非常基本的改革开放,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在日本,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不够了解现在的危机,但是一些领导人知道这些问题,所以要是他们能组织好,我对十几年以后的日本还是比较乐观的,但在五年、十年之内,我认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改革。要是现在能够有非常好的领导人上台,能够教育老百姓的话,我想也许他们能在五年之内好起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领导人,我想这个时间会长一点。

中日应该加强合作

  问:中国可以从日本在90年代的经验中学习到什么?

  答: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但是速度还应更快,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太落后了,90年代日本的问题就是在金融业的改革不够快,日本在推进改革方面既缺乏统一的领导,也没有清楚的政策。

  在服务业方面,中国的改革尤其不够,如通讯、金融等行业。当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日本90年代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在服务业上没有改革开放,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为了继续改革开放,应该做好准备。

  问: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在这30年里,我们都有很多收获。在回顾这30年的历程时,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应该总结?

  答: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遭到了破坏,美、欧都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当时的中日关系恢复得比较快,日本在财政、技术等领域给了中国很多帮助,因此我认为从1989年到1992年期间,是中日关系特别好的时期。但是在1992年以后,两国关系有了变化。当然,日本在二战时期做了很多坏事,客观的人都是不能否定的,包括日本国内很多客观的人,也认为日本在二战做了坏事。但是现在的日本人中有90%是二战之后长大的,所以不应该让他们为二战负责任,他们不是二战军队的领导。

  问:您觉得,在中日两国之间,最主要的误解在哪里?

  答:我认为,两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误解,而是对二战历史的认识。二战期间,日本的确做了很多坏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应该更着眼于未来。我觉得,将来亚洲最有力量的两个国家就是日本和中国,所以中日关系一定要搞好,这是对世界、对中国、对日本、对美国的前途都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就是,中国了解日本的人还是不够多。中国在八九十年代派了很多人去美国留学,而留日的人不多,中国非常了解日本的人还是不够。

  问:在中日关系中,美国起什么作用?

  答:我认为到现在美国起到的作用还是不够,我们应该在很多方面支持中国和日本的合作,应该开更多中日美三方参与的会议。我个人最近就参加了一个中日美三国关于二战的研讨会,三个国家的学者合作得非常好,都很客观。我觉得这样的做法还不够,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三个国家的合作,合作的范围还应该扩大许多。我认为,如果中日开会,双方之间反而会有一些尴尬,如果中日美三方一起开会,会有很多好处,三方比较容易找到客观、中立的解决办法。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更积极一些。美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将来中日两国如果合作太多,会联合反对美国,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不应该怕,应该很大胆地支持中日两国搞好关系。我并不是说中日美三方没有问题了,他们之间的问题还存在,将来也会有一些危险,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国家二十年以后的合作会更紧密,这种可能性很大。

  问: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种很强烈的不信任感,您是否认为这种不信任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美日之间建立的军事同盟造成的?

  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相反,基辛格和周恩来在70年代就谈到了,亚洲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如果没有军事同盟关系,日本采取发展独立军队的政策的话,肯定是不安定的。我认为,现在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是能给亚洲带来安定的。将来,中日美三国的关系应该更密切。我个人认为,美日军事同盟不是针对中国的,虽然有人这么提,但我认为这不是美国的主流。我觉得,将来应该增加中美日三方的合作,淡化日美同盟。

  马上就取消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我认为这还不可能。但是我认为,中美在军队方面的合作应该增加。

  问:您认为在未来三十年里,中日两国最有可能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经济方面,现在两国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将来只会更密切。日本的工资非常高,日本很多产业的工厂已经放到了中国,产品很多都出口到日本,所以中日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我认为,二十年后,中日贸易的数量可能会超过美日贸易。

  但是中日在其它很多方面的合作都应该增加。

  问:您认为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

  答:(笑)有的人是这么说,但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人。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2年9月9日

2002年9月9日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