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改革中通货紧缩”问题的中国经济

• 中国今年要实现 “3个确保”的目标，即8％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下、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 国内需求的快速萎缩主要起因于力度强大的紧缩性改革措施。因为要一举加快曾经被搁置的“正确改革”， 结果给经济造成了恶劣影响。关于这一点，日中经济的表现十分相似。
• 当局既不能降低利率又不能使人民币贬值，只能竭尽全力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日本的公共投资），但是今后的财政困难可能会成为最大的“瓶颈”。

　　中国今年的经济目标被确立为“三个确保”，即确保8%的经济增长速度、3%以内的通货膨胀率及人民币不贬值。然就有关截止4月份的统计数据来看，若实现上述三个确保目标似乎并非轻而易举。

　　令人忧心忡忡的亚洲经济危机尚未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1-4月的出口额为56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下列%均为与上年同期比)，贸易收支顺差为149亿美元(增长44.7%)。除了较比去年出口增长率减少一半以外，出口价格下降以及先行指标(出口合同金额和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金额等)降低，导致未来前景叵测。但因最初伊始政府且未对出口抱过高期望，故此项尚可谓“情况良好”。

　　外国投资执行金额为117亿美元，仅仅保持在去年的水平(增长0.1%)。尽管韩国、日本(分别减少了55.8%和42.2%)等国的投资额大幅度下降，却由欧洲、美国(分别增长了78.5%和25.4%)等国将此缺口补平，同时亦反映出政府做出的极大努力。（图表1）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内需萎靡不振，尤其是消费方面发生了异常变化。月零售额在97年里一直都保持着10-12%的实际增长率，而自今年2月以来它却下降到8%左右(因物价回落，名义增长率为6%后半)。政府在计划8%经济增长时，设定的消费增长为10%左右。在中国，最大需求同样是占GNP的57%的消费(居民+政府)，因而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甚大。

　　此外，消费的不景气加剧了与外需走低相关联的制造业情况的恶化。据最新统计表明，4月份的工业销售额仅增长2.8%。不仅于此，需求的增长乏力还进一步加重了全体产业的产品积压问题，工业品出厂价格从1月至3月分别以1.3、2.6%及3.2%比例逐月回落。其结果是，造成体质脆弱的国有工业企业第一季度产品出厂销售额减少3.3%、利润总额也从年初开始连续4个月出现赤字，累计赤字已达97年累计黑字额的20%。

　　在今年初，中国为缓解外需减少问题，曾制订出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估计相抵1%的外需减少、即要相应地增加0.6%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保障出口成长率即便从97年的20%降至10-15%的情况下、亦能实现8%的经济增长，则计划将固定资产投资在97年的10%基础上再增加5-10个百分点。此外，考虑到因加大对工业领域的设备投资定会愈发造成设备过剩闲置问题，所以扩大投资的着眼点主要放在了促进公路、铁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住宅建设方面。

　　1至4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2.2%，其中4月份单月提高到增加15.3%的水平，较比第一季度上升了1.9个百分点。从行业类别来看，能源建筑和运输通信业分别增加了19.7%、40.3%和26.5%；轻工业、商业仅略有增加；原材料工业与金融保险业则反而分别以-11.9%、-4.9%比率下降；伴随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出台，房地产业时隔旷久开始出现增势，仅其1至4月增长率即较第一季度提高了3.5个百分点，达到12.7%。

　　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无疑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有无财源。在几年前的中国，一般是通过向国有银行下达指令来调拨信贷资金，但当前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形势的发展，亦要求银行实行自由经营、自负盈亏，进而出现了人们指责银行“贷款难”的现象。

　　可是，银行并非缺少可融资的资金，投资财源的瓶颈是财政方面没有钱。要使投资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亏本，就必须使资本资金(政府出资)与银行融资相结合。中国历来过分把财源依赖于借贷的弊病已初露端倪，既在融资方面存在不良债权化问题的投资项目比比皆是。为避免重蹈覆辙，国家当前正在抓紧推进对国有企业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由于景气欠佳，因而不允许继续推进存在破绽之项目。今后如果继续保持高速度的投资、尤其是要进行上方修改的话，则可能有使财政瓶颈趋于表面化的危险。（图表2）

　　在财政吃紧时，是否有增加资金供应量(4月末的M2为增幅15.4%)的方法?特别是在景气倒退可能突然来临的紧要关头，若将实际利率比上一年提高2%便会不堪重负。但一般却认为，货币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余地较小。

　　理由之一是，企业在不景气中面临着严峻的重组，因此只要还有余钱，就会压缩其借款。再者，银行也不愿向亏损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将很艰拉动融资和有效需求的增加；其二是，人民币的存款利息已然接近美元利息，如果再行下调，必然导致储蓄流向外币储蓄而对人民币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其三是，货币部门仍旧对通货膨胀是否会再次降临问题持有戒心。总之，利率政策是既无指望取得效果，又与“三个确保”相互冲突。

　　综上所述，想必许多人会有一种感觉，即“有同日本相似之处”。实际上，其相似之处还不仅仅停留于景气对策方面。消费回落的理由显而易见，鉴于随之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失业(下岗)人员剧增、撤消福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及保险制度(加大个人负担部分)的现状，老百姓的生计主流趋向于生活保障方面，从而储蓄大幅度增加。第一季度个人储蓄增加了17.2%。另外，如果把目前对国债及股票等的投资增加情况考虑进来的话，那么从消费到储蓄的资金流向特征之影响还应较此数值更大。

　　国有企业在进入经营责任制时代以来，开始逐步对生产性投资慎重起来。虽然它在不断进行人员整编工作，但却看不到有投资的倾向。银行虽被指责存在贷款难的问题，然在金融改革进程中，它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搞不负责任的贷款。财政上没有钱的现实成为投资瓶颈。可这在国有企业及金融体制改革形势下，的确是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当改革”过程中的产物，棘手的是它们的一同涌现。在经济运作良好时，即便强调会产生阵痛的改革的必要性，但人们对此讲法已不再听得进去。滞后改革的结果是，导致不得不开始推行一揽子具有强有力紧缩效果的改革纲要，它给经济带来的则是不可预期性破坏，这点恰是当今日中经济的酷似之处。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今后的经济运营又将如何发展?目前虽然已经拟定出草案，即通过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以抵销外需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但对于核心的内需下降问题似乎尚别无其他对策。面对财政瓶颈问题的产生，有识之士逐渐倾向于一种解决意见，即是只有采取增加国债发行的“大财政主义”措施。然而，本来就脆弱的财政所面对的则是景气倒退过程中税收下降的局面。另外，就未来数年增发国债的不良结果处理办法将于不久问世，对此本人将在另稿加以试评。